仁愛號嘩變者軍事審判：1792年

　　1787年12月23日，仁愛號，一艘215噸的商船，從英格蘭南方口岸斯彼特海德出發，駛向半個地球以外的太平洋。這次航行的目標是從社會島上收集面包果樹并運往西印度群島，人們希望面包果樹在那里能夠茂盛地生長，為那里的奴隸提供便宜且容易種植的食物。船長是一個33歲野心勃勃的人，名叫威廉·布萊。由于他已經在開發新世界的競賽中落后了，布萊將這次機會視為一個天賜良機來改變他的日漸衰微的事業。他有45名強壯的船員，從經驗老道的水手到哄騙來的平民，在極短的時間內，他就讓這些人與他對立起來。這是經歷過各種情況來達到的，但是首先要歸功于他那暴躁的脾氣。在情況緊急的時候——而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布萊手舞足蹈地發怒真是一道景觀。辱罵的話從他的嘴里以驚人的速度傾瀉而出，而當他實在無話可說的時侯，鞭子也一樣能夠讓他的船員們服服帖帖的。

　　鞭打幾乎是每天都會發生的事。然而奇怪的是，在18世紀晚期船員們都把這些視為航海生活中的家常便飯；船員們不能忍受的是饑餓。從啟航開始，他就使他的船員們處于饑餓狀態之中，而將大量食物中飽私囊，還說食物少都怪那些下層社會的烏合之眾。敢于抱怨的船員就會發現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食物又減少了一半。整個1788年，仁愛號像一個火藥桶一樣在太平洋上往來反復尋找著難以捉摸的面包果樹。下一年的春天，船上的士氣達到了要命的程度。1789年4月27日夜里，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了，當布萊指控他的副指揮官偷椰子的時候，對克里斯蒂安這個正直的人來說，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了；第二天他和幾名水手控制了整艘船。

　　布萊和其他18個人被放在小艇里在南太平洋上隨波逐流。其余的人，包括那
些在嘩變中并沒有起到多大作用的人，都從仁愛號上消失了。六個星期后，布萊的小艇和大多數船員在漂流了3000多英里后漂到了帝汶島。就像布萊容光滿面地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他們的生存都是航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而不太好解釋的是，那么少的人怎么能夠篡了他的權。這位上尉只是說出反叛者的人數，除了仍留在仁愛號上的三個人以外全部包括在內了。被派去逮捕這些人的船上的人在塔希提島上發現了他們中的10個人，他們被送回英格蘭接受叛變罪的審判。而很顯著的，他們未能找到弗萊徹·克里斯蒂安：他和仁愛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暢銷書

　　這就是當時通訊的距離和速度，軍事審判直到1792年底才進行，而當時布萊船長(他后來得到了升遷)又一次在太平洋上了，不能出庭作證。這之前的時間他也沒有浪費，他寫了一本暢銷書，記錄了這次嘩變，書中他將自己描述為英雄，而船員們則受到了批評，因為他們在塔希提島上沉溺于當地的女子。但是，和9月12日在停泊在樸次茅斯港的H．M．S．公爵號上的軍事審判不同，在亞歷山大·胡德的率領下，海軍軍官組成的小組對于嘩變發生的原因并不關心，只是想確認嘩變者的身份。

　　由于海軍長期以來對于律師的敵意，大多數被告只是得到了普通律師間接的法律援助。最顯眼的律師，同時也是最有幫助的，是斯蒂芬·巴尼，他幫助了馬斯普拉特。同樣顯眼的是愛德華·克里斯蒂安，他是為了他缺席的兄弟而關注法院各項程序。

　　很多船員的證詞很快證實了查爾斯·諾曼、約瑟夫·科爾曼和托馬斯·麥金托什并沒有牽扯其中。布萊也在他開庭以前的報告中，承認這三個人當時被監禁在仁愛號上。對于麥克爾·伯恩人們也有相同的同情，他是一個半盲的愛爾蘭小提琴手，他唯一的功能就是為船員們提供音樂。他試圖登上小艇，但是他的殘疾影響了他，審判中，由于同樣的障礙，人們不得不讀出他的陳述。他的陳述是在痛苦中開頭的：“上帝應該是高興的，他以他那不可測的威力，幾乎完全剝奪了我的視力，這樣一來我就沒有能力實現我的任何想法。”即使是18世紀的軍事審判也會為這樣感人的陳述而感動；對他的無罪釋放是必然的。

　　比較難辦的是彼得·海伍德，對他的指控是根據一項很嚴格的法律，在叛變中什么都不做就是以不作為的方式幫助了反叛者。

　　威廉姆·珀塞爾，與布萊一起在海上漂流的人之一，說他曾經看到這位少尉候補軍官海伍德站在甲板上，看起來好像很困惑，一只手撥弄著一把短劍。當珀塞爾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彼得，你在干什么?”海伍德立刻放開那把短劍，很顯然直到那個時候仍然不知道該從這種下意識的動作中得出什么結論。

　　少尉托馬斯·海沃德說見過海伍德沒有帶武器站在甲板上，還說他認為海伍德是在叛變者一邊；然而，這“只是一種見解，”因為海伍德“肯定不是反叛者中起積極作用的。”

　　關鍵證詞來自于約翰·哈雷上尉。他看到海伍德在甲板上，沒有帶武器，什么都沒有做，只是“站著不動，仔細關注著布萊船長。”然后，“布萊船長對他說了什么，沒聽清，然后他(海伍德)笑起來，轉過身去，走開了。布萊先生兩手背在背后，——克里斯蒂安一手拉著繩索，另一只手舉著刺刀。”而哈雷在對質中忘了提及的是布萊先生只穿了睡衣，舉止又是如此的瘋狂，任何人都可能覺得很好笑。現在看起來，輕輕的一笑似乎就能把海伍德的脖子放進繩套里。然而，其他證人都站出來為海伍德作證，抵消了哈雷的大部分證詞。

　　 托馬斯·伯克特代表自己作證，他描繪了海伍德和哈雷流著淚懇求克里斯蒂安不要讓他們和布萊乘同一艘小艇走，這在托馬斯·埃利森那里得到了證實，他還證明說當“兩位先生得到命令后，哭得很是傷心。”對于埃利森，伯克特和約翰·米爾沃德的證據是如此確鑿，他們是沒有機會被無罪釋放了。

　　單獨辯護

　　詹姆斯·莫里森，水手長的助手，是被告人中唯一沒有律師而自己辯護的。就像他在船上期間記錄的日記顯示的那樣，他是個觀察員，聰明人，他以一種若有所思的態度詢問每一個證人的做法給軍事審判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海伍德一樣，什么都沒有做，但是根據海事法律，這同樣屬于有罪的行為，這一點在1792年9月18日宣讀記錄時表明了：“法庭……同意對于彼得·海伍德、詹姆斯·莫里森、托馬斯·埃利森、托馬斯·伯克特、約翰·米爾沃德和威廉姆·馬斯普拉特的指控已經得到證實，判決他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被處以絞刑。”

　　然而，記錄接著說，“法庭考慮到各種情況，謙恭地并且真誠地為彼得·海伍德和詹姆斯·莫里森請求陛下的開恩。”同預期的一樣，諾曼、科爾曼、麥金托什和伯恩被無罪釋放。

　　馬斯普拉特還有最后一張牌。在斯蒂芬·巴尼的提示下，他辯論說，由于所有囚犯都在一起審判，所以不能互相作證，他也就不能請伯恩和諾曼為他作證，而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本來是可以請他們兩位為自己作證的。從這方面來說，這就是軍事審判不同于民事審判的地方，也為馬斯普拉特提供了一個辯解理由的“區別，我的大人，這對于其他被告人來說是可怕的，而對于我來說則是致命的。”

　　 1792年10月26日，海伍德和莫里森得到了國王的赦免，而馬斯普拉特的判決由于法律原因被推翻。其他三名叛變者則在劫難逃。10月29日早上他們在H．M．S．布倫瑞克號上被吊死在桅桿上時，眾多的船只擠滿了樸次茅斯港。

　　1808年以前，仁愛號的行蹤一直是一個謎，那一年，美國船只黃玉號來到皮特凱恩島東太平洋的環礁，在那里發現了講英語的人。一個住在島上的人，一個孤獨的白人，說他的名字是亞歷山大·史密斯，說他是仁愛號嘩變者中最后一個存活的。其他人，他說，或者死于自然原因，或者被謀殺。1957年，潛水的人們確認在皮特凱恩島外發現了確定無疑的仁愛號的殘骸。

　　然而這個故事還有最后一處懸念。1808年，彼得·海伍德在普利茅斯港的弗爾街走著的時候，發現前面的一個人酷似他的老朋友弗萊徹·克里斯蒂安。那人顯然發現了海伍德對他的興趣，并且表現得很是不安，他加快速度走進一個狹窄的鋪著鵝卵石的小巷，海伍德再也找不到他了。還有其他報告，也說那些嘩變者在英格蘭出現，時間是19世紀早期，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這些傳說。

　　　　　　　　　　　　　　　　　　　　　 ——科林·埃文斯

摘自：[美]耐普曼著《世界要案審判:有史以來最重大法庭論戰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