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利戰略的實質產業推動

　　(一)邏輯前提批判分析

　　美國現在大肆強調保護專利，而且借助其顯赫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霸權，通過外交磋商談判、商貿捆綁條款、主宰國際論壇專利規則的制定修改方向，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為支撐，強勢擴大專利對象囊括的范圍、延長保護期限、加強保護的執法力度和這種強保護的全球統一推行。其向世界宣揚專利理念以及強保護的邏輯基點在于：只有以強勁的物質或精神激勵，才能促使產業健康發展、保證商業獲利和激發人們的聰明才智，以做出數量更多、質量更優的貢獻。但粗心的聽眾可能通常會忽視其闡述中潛在的兩個邏輯前提：

1．美國推行的專利制度是適合其自身產業發展所需的

　　美國是一個個人至上的國度，從建國之初就確認了對無形和有形財產所有權的詳細劃分，從法律上確認權利歸屬并保障權利主體的自由處置，形成了以法律手段自始至終全程呵護的重法傳統(因而也有了相對健全的立法、司法和執法體系，尊重法律、依賴法律的民心所向)，通過法律確認和保障人們對其發明創造的權利——具體通過專利的形式，在美國是有民意基礎并且被證明是有效的社會調控手段，而且美國也需要一套法律制度來授予、保護和促進專利；美國的專利制度是在從無到有的基礎上、在與權利人利益、產業需要和國家利益
的交叉磨合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其走過的每一步腳印，都留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今天其成功的經驗也僅能夠證明是合適自己的，其所處的特定國情和時代背景都是現在主動或被動迎頭跟上的國家所無法找尋得到的，尤其是專利國際環境(在美國專利法的形成過程中沒有強行的國際專利法從外在介入和干預，因此留有了完全自主的策略發展空間)。

這里特別強調該點的意義就在于，與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專利戰略的著眼點相較而言，美國對專利的認可和尊重、需求是由內而外的、自發形成的，是自主的選擇，美國完全掌握了專利戰略的主動權，在發展的過程中完全根據自身切實的利益需要進行靈活調適，其走過的歷史中總結的經驗是與其國情民情相適應的，也是被其歷史所證明為明智的選擇(這里潛在的話語就是，這種經驗并非為所有國家歷史實踐的成果所實證，也不能通過對美國歷史的改寫來偽證——畢竟歷史不可假設，因此這種經驗并不具有理所當然
的普適性)。

2．美國推行的是促使其在全球最大程度獲益的專利制度(接受國的利益則不在其考慮的范圍)

美國在國際上積極推行的，是適合美國專利需要的國際環境的法規和政策，起點和落腳點都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護其國內專利權人的福利和產業的利潤，其在國內的強保護的合理性在于其重法傳統和民意需求，而在國外乃至全球強行推行經其模式化了的專利理念和法規，可以不經受懷疑的合理性僅在于其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己之利。從國內的發展領先、局勢控制，逐漸擴展到約束合作伙伴、區域性組織以及國際性組織，并借助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使其理念與需求得到各國的認可與尊重，貫穿的邏輯不在于國際的迫切需要或者其他各國發展的必然選擇，而在于是美國權利人的利益獲取范圍進一步擴張的需要，美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獲取更大利潤的切實需要；而這些利益的持續獲取和保證，就在于通過國際機構，以美國在機構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從各國專利法規這樣的源頭上，制定統一的門檻和標準(實質上對于大多數的接受國而言，所接受的標準已經完全失去了“門檻”的最低限度的意義，而是統一執行了美國化的高標準)。于是就節省了為每次相關專利的授權、糾紛與合作往來的國家、企業、個人進行單獨談判的成本，全球統一了美國為其利益量身定做的專利游戲規則。
美國在對外積極推行的專利相關的文化教育培訓等多種途徑，大張旗鼓地宣屬于尊重和保障專利權利、促進利益的公平分配和激勵創新、為經濟注入持續的活力和增加整個社會大眾的福利等，不免有冠冕堂皇之嫌，或者說王者為圣的虛華背后的扭捏與牽強，或者更直接一點，對于美國是如此，而對于其他的專利規則的接受國，具體將呈現的景象則不在它們所談論的范圍或被完全忽略了。這些它們避而不談的問題，對于規則的接受者來說，往往都是至關重要的，其在現實的專利施行中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專利規則接受者通常會不自覺地受制于制定者設定邏輯的約束

奇怪的現象是，我們所處的氛圍里，缺少了批判的耳朵。或許是進入了一個美國設立的專利體系的視野，我們所見的，就只是它們意圖為外人所覺察的其專利體系中的種種好處以及由此自然聯想到輕松套用如此完美的現成框架將給自己帶來的像美國的歷史中書寫著的一樣的預期福利；而一旦進入這種假想中的意境，就容易對該體系產生自然的好感以至盲目崇拜，于是在飄飄然中就接受了更完整深刻的洗腦，在行動的催促中茫然，以為看到的是全部的景象，便以此邏輯為支撐以幻境為目標，采取了游戲規則制定者所預期的行動。或許
是這種邏輯過于強硬，通常的旁觀者(當然已被組織者預設為接受說教的對象)會失去“超然中立者”、“冷靜旁觀者”的置之度外的心境，接受并擴大化了這一邏輯，而不自覺地略去了其他的(或許與其自身利益更為密切相關的考慮)應該分析的因素；進入了一個視角，可能由于其在一段時間里展現的難以拒絕的誘惑力，因而也不會再去用心(或者也不想或認為無必要)轉換進入其他視角予以審視，因而一個就代表了全部，沒有去考慮更多。對于美國專利法，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處于這種被動而茫然的境況；當然，這里的說法可能過于嚴肅了點。

保護發明創造者的權利、激勵創新、推動經濟興盛發展的目的，是否在當前國內的現存體制和環境下不能實現或實現的程度令人失望，這種體制是否可以通過適度調整實現穩定中的平緩過渡，或者仍然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而迫切需要依靠創設一個專門的法律制度體系來實現上述目標，選擇什么樣的專門法律體系實現這些目標等問題尚未深入考究的時候，專利法就已以一種成功的規范模式(實則是在美國單方被證明為成功的模式，并將保證其在擴大的范圍取得更進一步的成功、以法規的形式保證實現其預期的利益通行無障礙的模式)，并以獲得同樣顯著成功的預期，強行地納入了國內的法律體系。處于這樣的歷史支點上，對美國專利戰略之依據予以反思和批判，喚起國人在接受觀念上的警覺與采取行動上的謹慎，是本文的意旨所在。

　摘自：徐家力著《信息網絡與高新技術法律前沿.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