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性偵查措施監督模式比較與借鑒


(一)監督的主體不同
在刑事偵查中，英美法系國家的偵查機關在實施強制性偵查措施時，受到來自法官的制約和犯罪嫌疑人的對抗。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介入強制性偵查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司法控制，即法官依照法律對偵查機關的強制性偵查措施進行控制和監督，以防止其濫用偵查權。因此，英美法系國家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監督程序訴訟化特征比較明顯，總體上按照控、辯、審三方組合的“訴訟”形態構建，法官在偵查中保持超然巾立的地位，對町能侵犯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強制性偵查措施進行審查和監督。
在大陸法系國家中，關于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監督主體一般有兩種：一種是由中立的法官負責審查，這種監督主體和英美法系國家相類似，如德國；另一種則是由專門的預審法官負責審查，實行預審與審判相分離的原則，如法國就是這種模式。但是，預審法官在預審中往往擁有強大的權力，集偵查權和司法權于一身。預審法官指揮并實施著偵查活動，其既口以進行各種搜集犯罪證據的工作，同時作為司法官員，其又有權決定采取一切對公民的自由、財產、隱私等權益加以剝奪或限制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由于預審法官同時肩負著追訴職能，其在追訴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權之問缺乏巾立性，閃此該種偵查構造模式在英美法系運行良好的司法審查制度巾難以確立。另外，由于缺失司法審查機制，凡是涉及公民自由、財產等強制性偵查措施都是由預審法官自行簽發許可令狀，因而這一制度長期成為大陸法系國家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這反映在實踐上就是預審法官的偵查權趨向于不斷地削弱。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是法律臨督機關，有權對偵查機關的強制性偵查活動實施法律監督。但是，檢察機關同時也是我國的控訴機關和職務犯罪的偵查機關，由于長期受超強職權主義的影響，檢察機關往往注重強調和偵查機關的“互相配合”，而淡化了其偵查監督職能，有些時候相對而言是配合有余，監督不足。而作為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在偵查階段無權過問偵查的相關事項。所以，在我國，對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監督程序中不存在超然和中立的主體。我國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監督從屬性上看更偏向于一種行政性的監督，使得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監督作用得不到很好的發揮。
(二)監督的對象不同
強制性偵查措施監督的對象都是行使偵查權的機關。由于各個同家和地區的刑事偵查機關不同，因此強制性偵查措施監督的對象也有所區別。這主要涉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傳統和偵查權力分配問題。在西方國家，總的來說，一切行使強制性偵查措施的機關都是監督的對象。而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由于檢察機關是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但同時檢察機關又行使某些案件的偵查權，在此種情況下，檢察機關既是偵查機關又是監督機關，出現了“監督機關自己監督自己”的現象。對于如何監督好監督機關的問題，如前文所述，我國《刑事訴訟法》沒有對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監督作出具體的規定，、只是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有籠統和大概地涉及，但是就檢察機關實施強制性偵查措施時是否是監督的對象仍然規定得很不明確，這造成了在司法實踐中對檢察機關白偵案件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監督和約束不力的主要根源之一。
(三)監督的手段不同
在英美法系同家，對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監督，主要是以司法權的介入、以司法手段來監督偵查過程中強制性偵查措施的行使，體現這一監督方式的主要是司法令狀原則，又稱為司法令狀主義。司法令狀原則要求，偵查機關在對公民采取強制性偵查措施前，必須向處于中立地位、擁有批準權的法官申請令狀，得到司法授權；令狀一旦批準，偵查機關就必須在法定期限內執行。而被采取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相對人若對該措施不服，則可以向一個中立的司法機構提出申訴或上訴。司法令狀主義是英美法系國家刑事司法的主要特色之一，其實質上體現為一種權利救濟原則。英美法系國家確立司法令狀原則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偵查權的濫用，保障公民的基本權益。為了更好地實行司法令狀原則，英美法系國家在刑事訴訟中都普遍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司法令狀原則的實行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在他們的法治理念中，法官簽發令狀是一種司法行為，通過司法授權和審查機制對強制性偵查措施進行控制。這就顯得令狀的監督目的和性質都很突出，而不是單純地作為一項訴訟程序存在。與英美法系國家實行的司法令狀主義相類似，在大陸法系國家中，偵查機關采用強制性偵查措施時也必須有中立的法官或預審法官簽發的許可令狀或命令才能實施。
在我國，對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監督體現為檢察監督而非西方國家的司法監督。偵查機關在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當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請，由檢察機關決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其余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監督主要是以檢察機關向偵查機關發出糾正意見的方式進行。糾正意見根據違法情節的輕重情況，分別以口頭或書面的方式提出，然后根據回復，監督偵查的具體情況。如果偵查機關沒有回復的，檢察機關應當督促回復；如果檢察機關所提出的糾正意見不被偵查機關接受的，檢察機關應當向其上一級檢察機關報告，并抄報上一級公安機關。上一級檢察機關認為下級檢察機關的糾正意見正確的，應當通知同級公安機關，讓其督促下級公安機關糾正。上級檢察機關認為下級檢察機關的糾正意見是錯誤的，應當通知下級檢察機關撤銷其糾正意見，并通知同級公安機關。針對強制性偵查措施中的嚴重違法情況，檢察機關認為其構成犯罪的，應當移送有關部門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四)監督的時間不同
在英美和大陸兩大法系國家中，其主要是通過司法授權、司法救濟、非法證據排除三種方式，對強制性偵查措施進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方位監督。事前的司法授權即是司法令狀原則，要求偵查機關在對公民采取強制性偵查措施前，必須向處于中立地位、擁有批準權的法官申請令狀，得到司法授權。事中的司法救濟即是偵查機關對相對人采取強制性偵查措施后，必須在毫不遲疑的情況下將其帶到中立的法官處，由法官決定是否繼續采取強制性偵查措施。倘若相對人對法官的決定不服的，還享有上訴和申訴的權利。事后的非法證據排除，其發生在審判階段，指在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向法官提出證據是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而不能被法庭采納、需要排除的請求，其體現了司法對強制性偵查措施的事后監督意味。
我國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監督的時間主要有同步監督和事后監督，且以事后監督為主。在同步監督上，我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人民檢察院根據需要可以派員參加偵查機關對于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發現違法行為，應當及時通知糾正。但由于這種同步監督存在著局限性，往往被承擔絕大多數案件偵查任務的公安機關排斥，使得其得不到很好的發揮。至于事后監督，這在我國主要是通過立案監督、審查批捕、審查起訴等途徑來發現偵查機關實施強制性偵查措施時的違法情況。但無可否認的是，事后監督在實現訴訟公正、效率、經濟等方面不如事前預防。因而，我國應當借鑒兩大法系國家的監督理念，通過設置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監督體系，最大限度地避免違法實施強制性偵查措施現象的出現。

摘自：王學成 主編《法律監督權研究新視野(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