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尊嚴優先于意思自治

幾年前，廣東省某法院曾對一起撫養權糾紛案件作一審判決，判決當事人雙方簽訂的“借腹生子協議”無效。
在該案中，當事人之間簽訂了一份代孕合同，約定原告為被告代孕生子，被告向原告支付生活費等費用。協議簽訂后，被告依約支付了相應款項。后原告產下一男嬰，被被告抱走。原告因產后對兒子思念不已，便向法院起訴索要孩子的撫養權。法院審理后認為，原、被告簽訂的上述“借腹生子”協議違反了法律規定和公序良俗原則，當屬無效。但關于孩子的撫養權問題，綜合分析比較原、被告的撫養能力與撫養條件，被告明顯優于原告，故判決孩子由被告攜撫養至年滿18周歲時止，之后隨父、隨母由其自行選擇。
上述代孕案件實際上反映了人格尊嚴與意思自治兩種價 值的沖突。在代孕糾紛中，關于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沖突，有觀點認為，按照私法自治原則，應當優先尊重當事人的意 思自治，因為對代孕母親而言，代孕合同主要涉及其身體權的行使和保護，法律應當尊重代孕母親對其身體權的行使和處分。既然代孕合同是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產物，而且此種合同也沒有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那就應當肯定代孕合同的效力。確實，如果優先尊重當事人的私法自治，則必須要執行當事人之間的代孕合同，但如果優先保護個人的人格尊嚴，則不應當承認代孕合同的效力。我認為，雖然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專門對代孕合同的效力作出規定，但法院援引《合同法》第52條關于公序良俗的規定否定代孕合同效力的做法是正確的，代孕合同在性質上應當屬于無效合同，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代孕合同本質上是將代孕方的子宮作為“物”來出租使用，這實際上是貶損了代孕母的人格，有損其人格尊嚴。另一方面，代孕合同實際上是將孩子當作商品交易的對象，也有損孩子的人格尊嚴。從以上兩方面來看．代孕合同實際上違反了公序良俗和社會公德，與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相違背，應屬無效合同。
在該代孕案件中，法院以違反公序良俗為由否定代孕合同的效力，實際上是優先保護個人的人格尊嚴，這也反映了現代民法強化人文關懷的重要發展趨勢。比利時著名法哲學家C.佩雷爾曼曾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某市政府頒發過“禁止車輛進入公園”的文告，但有一次，公園內有一位游人突發心臟病，公園門衛隨即喊來一輛急救車進入公園搶救病人。這值門衛的行為是否違規？佩雷爾曼認為，他非但不違規，而且值得褒獎。①理由很簡單，那就是西方人歷來傳誦的“人命大于法律”妁民諺。生命是一個人價值和權利的總體，法律的最高使命就是保護人的生命。由于代孕合同有違人格尊嚴保護的理念，各國也大多否定代孕合同的效力。例如，在法國，1991年最高法院根據“人體不能隨意支配”原則，頒布了禁止代孕的條例，并在1994年通過了生命倫理法律，全面禁止了代孕行為。《法國民法典》第16—5條規定：“任何賦予人體、人體之各部分以及人體所生之物以財產價值的協議，均無效。”第16-7條規定：“為他人之利益生育或懷孕的任何協定，均無效。”我國法律雖然沒有對此做出明確規定，但衛生部在2001年發布生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曾明確做出過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當然，該辦法僅是一個行政規章，不能用來作為判斷合同效力的根據，而且該條也沒有對代孕合同的效力做出規定。所以，法院一般都是援引《合同法》第52條，認定代孕合同因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逐步擴大，除前述代孕糾紛外，人格尊嚴與私法自治之間的沖突也在逐漸增多。在生命健康和人格尊嚴的價值與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總的趨勢是優先保護個人的人格尊嚴和生命健康權，主要表現在：
第一，許多國家法律禁止處分生命健康權，包括安樂死的問題。
第二，禁止處分人體，包括其器官和組織。康德時代還沒有腎移植等醫療技術，但牙移植技術已經發展起來并出現了富人向窮人購買牙齒并移植的現彖。康德認為，“人沒有出賣自己肢體的權利，即便是自己的牙齒。”①因為，這樣是不把自己當成主體，而是當成一種以獲利為目的的工具，有損人格尊嚴。這一觀點對現代民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近幾年出現了代孕母案件、器官移植、器官捐贈等案件，這些行為在許產多國家都是法律所禁止的。此外一些國家法律規定，非法轉讓人體器官的協議無效，非法出賣血液的協議無效。
第三，禁止從事有損于人格尊嚴的處分行為。目前有很多國家都規定禁止生殖性克隆，而治療性克隆由于是基于治療的需要，則普遍是被允許的。克隆提出了人能否自愿被克隆等問題，涉及個人能否對自己的人身權利進行處分。依照傳統的意思自治，上述行為是允許的，如果允許從事這些行為，就會導致與對人的保護和生命倫理之間的矛盾沖突。
第四，禁止達成免除人身傷害責任的條款。免除人身傷害責任的合同條款受法律禁止，違背公序良俗轉讓人身權益的協議無效。例如，甲乙雙方在擂臺比武之前簽訂生死狀，其中規定，雙方比武，生死勿論。此類條款因違反了《合同法》第53條的規定而無效。
第五，允許無合同關系的人在例外情況下援引合同上的權利，突破了合同的相對性原則。早在20世紀70年代，在法國曾有判決認為，房屋出租合同不能剝奪承租人為其親友提供住宿的權利，有關合同必須尊重承租人的家庭生活權利。①顯然，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護同居者的生存利益。在這方面，我國《合同法》第235條規定的保護對象更寬泛，不限于配偶或者同居者，包括與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
第六，在勞動合同關系中禁止以契約形式損害人格尊嚴和人格權。生命健康權優先于意思自治的趨勢已經延伸到了勞動合同領域，范思沃斯曾經認為，合同法的十大發展之一就是勞動合同中對勞動者保護的強度和適用范圍的擴張。②例如，合同規定工作期間不能生育的條款，禁止勞工辭職、出國的條款都是無效的。從這些發展趨勢來看，價值位階的存在也有助于把握民法的總體發展趨勢。
人格尊嚴之所以優先于私法自治，主要是因為21世紀是走向權利的世紀，是弘揚人格尊嚴和價值的世紀。進入21世紀以來，人權運動在世界范圍內蓬勃發展，尊重與保護人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并成為當代法律關注的重點，對人的尊重和保護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現代網絡通訊技術、計算機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高科技的迅猛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但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生產和生活的方式，增加了民事主體權利受侵害的風險。例如，許多高科技的發明對個人隱私權的保護帶來了巨大的威脅。又如，生物技術的發展、試管嬰兒的出現改變了傳統上對生命的理解，人工器官制造技術、干細胞研究、克隆技術和組織工程學的發展為人類最終解決器官來源問題鋪平了道路，但與此同時，上述科學技術也對生命、身體、健康等人格權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我國，在人民群眾的基本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人們的人格尊嚴保護的要求也日益強烈。法律不僅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權，還應當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不僅要保障人們吃飽穿暖、豐衣足食，還要活得有尊嚴。
這一趨勢也表明，民法典除了要貫徹私法自治理念，將安全、自由、平等等基本價值貫徹在法典的內容之中，還要強化人文關懷。在現代民法上，意思自治越來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其與生命健康權沖突時更是如此。因此，21世紀的民法不僅僅是交易法，其將更多地關注人本身。民法首先是人法，它要服務于交易關系，尊重人的主體資格，保護個人的自由意思，特別是私法自治原則保障個人對其私人生活、民事交往的白我支配、自我安排、自主決定，從而尊重個體的首創精神，激勵個人的創新與活力。私法自治不僅是交易領域中的自治，而且包含生活領域的自治。通過私法自治充分尊重個體對自己生活方式的選擇。同時．民法秉指人文關懷理念，尊重人作為主體的地位和尊嚴，強化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如果說私法自治體現的是一種對人的行為自由和創造力}的保障，那么，人文關懷強調的就是一種對人的價值、人格自由的尊重與保護。
人文關懷的精神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體現，是促進個人全面發展的需要。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就體現了這種精神，儒學體現的是一種仁者愛人的精神，其實就是一種感同身受的人文關懷精神。孟德斯鳩有一句名言，概括了為什么民法要以人文關懷作為它的核心價值理念，他說：“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個個人就是整個的國家。”今天，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把對人的關愛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這才能體現21世紀民法的特征。只有體現尊重人、保護人的時代精神，我們的民法典才能更加彰顯時代性，反映時代特征。

摘自：《法治具有目的性》，王利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書是王利明教授的第三本隨筆集，體現了作者對法治建設的一些隨想和感悟，也是其親身參與立法、司法和在法學教育、法學研究中的心得體會。作者用其樸實、綿密的文字，圍繞“何為法治”“法如何治”““學術與教育”等部分，分別講述了自己在法治一般理論、法治實踐、立法制度、司法實踐、法學研究和教育等方面的見解和觀點。（另兩集為：《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和《法治：良法與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