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的秋冬，北京時常籠罩在霧霾之中。“北京咳”迅速成為熱門新詞。人們在濃稠的霧霾空氣中艱難呼吸，并忍受著身體的種種不適。與此同時，更有網友在微博上發起了《空氣清潔法案》的立法呼吁，建議向曾經的老牌“霧都”倫敦學習。倫敦不但曾經有過嚴重的霧霾之災，還在霧災中損失了12，000條生命。這一血的悲劇推動了《空氣潔凈法案》的出臺，并拉開了徹底改善城市空氣質量的序幕。

霧霾之災擊垮倫敦

倫敦空氣污染的問題并不是新鮮事物。早在13世紀，民眾就一直抱怨倫敦空氣污染嚴重。1661年，英國作家約翰·伊夫林曾告訴查理二世，倫敦的空氣污染會大大減低倫敦人的壽命。直到20世紀初期，工廠和家庭通常仍通過燒煤來取暖做飯，再加上氣壓偏高、風少、人口密度偏高等因素，整座城市常常“沐浴”在濃煙濃霧里。

倫敦史上最嚴重的一場霧霾之災，發生在1952年冬天。這一年是暖冬，連續數日空氣寂靜無風。由于逆溫層的作用，煤炭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塵等氣體與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積，引發了連續數日的大霧天氣。站在泰晤士河橋上望去，恍如置身于白茫茫的云端。由于燃煤產生的粉塵表面會大量吸附水，成為形成煙霧的凝聚核，這樣便形成了濃霧。另外，燃煤粉塵中含有三氧化二鐵成分，可以催化另一種來自燃煤的污染物-氧化硫氧化，生成三氧化硫，進而與吸附在粉塵表面的水化合生成硫酸霧滴。這些硫酸霧滴吸人呼吸系統后會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甚至會使體弱者發病甚至死亡。

一位名為芭芭拉的芭蕾舞演員回憶說：“太恐怖了！我從未見過那么可怕的煙霧。”大霧降臨的那天晚上，芭芭拉和她的未婚夫參加完宴會驅車回家，盡管車燈開到最亮，但仍看不清道路。她只好下車一邊步行一邊吆喝，引導汽車一寸寸爬行，回到家已是清晨5時許。芭芭拉說，她是穿著晚禮服和高跟鞋走完那20多公里的路程的。盡管煙霧懸浮在城市上空，但是人們的生活并不能停止。工廠不能停工，人們還要取暖吃飯。工廠的鍋爐，店鋪、家庭的壁爐，還在不斷地冒著濃煙，空氣中的毒素也隨之不斷地增加。煙霧彌漫全城，浸染著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當地的居民每天吸人肺腔中的便是這種被污染了的氣體。走在街道上的行人，不斷地用手揉著眼睛，淚水順著面頰流下。此時，凡是人群聚集之地，均可聽到不停的咳嗽聲。學校的教室里不時地發出干咳聲和喘氣聲，老師不得不提高聲調進行授課，但沒講幾句話，自己也咳嗽起來。

隨著天氣越來越差，煙霧越來越濃，整個倫敦湮沒在昏暗的煙霧之中。由于煤沒有經過充分的燃燒，大量地散發著濃烈的硫黃氣體和煙塵顆粒，因而除了昏暗之外，還出現難聞的惡臭。不少人在極度的氣喘之下，因肺部難以吸到氧氣而窒息身亡。黑云壓城下的倫敦，在接近地面的空氣中，污染物濃度不斷增加：煙塵濃度最多時達每立方米4.5毫克，比平時高了10倍；二氧化硫最高濃度達到5.4%，比平時高了6倍多。在大霧持續的5天時間里，據英國官方的統計，喪生者達4000多人。

為了救治煙霧受害者，倫敦當局在各處設立了由醫務人員和志愿者組成的急救隊伍，對所有醫院進行救治的統一部署。所有醫院停止接收一般患者，只接收在霧災中受害的危重病人。一些醫務人員回想起當時救治病人的情況時，心里還是不能平靜。其中，一位名為瑪麗的護士回憶道：“簡直像一場噩夢。受煙霧毒害的病人接連不斷地被送進病房。哮喘和咳嗽聲充塞著整個醫院，讓人無法安寧。危重病人臨終時的痛苦之狀難以言表。受害者的尸體不時地被裝入尸車拉走。”科學家對煙霧期內死亡者的年齡、死因做過調查和分析。從死亡者的年齡來看：45歲以上的死亡人數最多，約為正常時期的3倍；其次是l歲以下的死亡人數，約為正常時期的2倍。從死因上看：因支氣管炎死亡704人，為正常時期的9倍；因冠心病死亡281人，為正常時期的2.4倍；因肺結核死亡77人，為正常時期的5.8倍。除此之外，因心臟衰竭、肺炎、肺癌、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死亡的人數也都成倍增長。

痛定思痛出臺《空氣潔凈法案》

直到12月10日，冷風經過英格蘭，強勁的西風帶來了北大西洋的空氣，吹散了籠罩在倫敦上空的煙霧。人們才如釋重負，肺部又重新吸進了清新、潔凈的空氣。直到災難過去后，倫敦城中的825萬居民才意識到，當代最可怕的一次空氣污染災難曾經降臨到自己頭上。然而，死神并沒有遠離倫敦。在此之后兩個月內，由于又有近8000人因為煙霧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統疾病。當時人們沒發現有什么異常，一周后才發現許多人死于呼吸道疾病。后來，人們重新檢查了當年的肺的樣本，發現有許多重金屬、碳和其他有毒元素。大霧所造成的慢性死亡人數多達8000人，與歷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數陡增3000—4000人。

關于“空氣污染足以致命”的報告，最先是由驗尸官、病理學家以及死亡登記處向議會呈報的。盡管長期以來這些報告都在不斷地送往政府的討論桌，但是時任地區政府部長（后來成為英國首相之一）的哈羅德·麥美倫并不認為政府能為倫敦的“煙霧”做點什么。麥美倫甚至認為，民眾渴望政府去解決每一個問題的想法，是一個福利國家最大的弊病。他的意見代表了許多高官的想法。因此，改革空氣質量的問題一直未能提上議程。1952年的事件引起了民眾和政府當局的注意，使人們意識到控制大氣污染的重要意義，推動了議員們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平時議員高官們可以喝從法國運來的潔凈水，可以吃從荷蘭運來的干凈蔬果，可以不受交通擁堵、城市混亂和治安問題的影響，但是他們無法不呼吸同樣污濁的空氣，不法不同樣深受其害，亦正因如此，推動了英國空氣治污立法的飛速發展。

1954年12月，杰拉爾德·納巴羅爵士在議會建議，要求政府對任何造成倫敦空氣污染的行為進行干預，杜絕或減少煙霧的排放。法案得到眾多議員的支持，并于1956年7月得以通過。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空氣潔凈法案》。法案要求政府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減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設立無煙區，區內禁止使用產生煙霧的燃料；將煤煙污染的大戶——發電廠和重工業設施遷到郊區。1968年，倫敦又頒布了一項清潔空氣法案，要求工業企業建造高大的煙囪，有利于大氣污染物擴散。1974年出臺《空氣污染控制法案》，規定工業燃料的含硫上限。

與此同時，倫敦針對空氣污染的兩大源頭——工業和交通進行整治。工業革命開始以后，工業污染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于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倫敦從堿工業污染（排放氯化氫氣體）治理人手，開始了工業污染治理歷程。1990年，英國通過了《環境保護法》，提出了兩類污染控制辦法：針對大型、危險的工業設施，由英國國家環境局進行綜合污染控制；針對小型、危險程度低的工業設施，由倫敦行政區政府負責監管。對于交通污染，倫敦也出臺了一系列抑制污染的措施，包括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網絡、抑制私車發展，以及減少汽車尾氣排放、整治交通擁堵等。密如蛛網的地鐵線路覆蓋整個倫敦，發達的公眾交通以及政府對非公交系統用車的高壓手段，讓公眾更樂意選擇地鐵或公交系統出行。倫敦政府很少配置公車，除首相和內閣主要大臣外，其他的部長級官員及所有市郡長都沒有公務專用配車。很多部長和議員們都會住在市區的專屬公寓里，每天花上15分鐘步行或是搭地鐵上班。在倫敦地鐵上，市民可能會常常碰到正在看報紙的市長。

隨著1956年英國《清潔空氣法案》的頒布，家庭用煤量迅速下降，同時燃油消耗量快速上漲，直至1973年及1979年兩次燃料危機，燃油消耗量才逐漸放緩。同時，隨著在北海發現豐富的天然氣資源，20世紀70年代倫敦開始大量使用天然氣能源。1973年頂峰時期（燃油大量降價之前），天然氣替換了所有煤市場及60%的燃油市場。2000年，天然氣占倫敦市能源消耗的60%。通過一系列立法，工業部門、交通部門、環境部門和媒體輿論都為大氣污染治理有序地運轉起來。現在，倫敦的霧已經成為歷史，只有偶爾在冬季或初春的早晨才能看到一層薄薄的白色霧靄。每一天，英國民眾都可以從互聯網上查到空氣質量的發布情況。倫敦更是建立了大氣質量監測網絡，從而更好地對各部門的數據、信息進行統一管理和綜合分析。通過環境立法、部門協作和監測體系等方面的工作，倫敦已經擺脫了“霧都”之稱，永別了那個上萬人因霧霾而死的時代，成為真正宜居的國際都市。

“以法治霾”打造新都市

做到以法治霾的，并不只是倫敦。在歐洲、美國和日本，也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空氣污染問題。而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各國通過立法和綜合治理的方式，都陸續邁向了一個“歸還市民清潔空氣”的時代。

在美國洛杉磯，工業發展和人口劇增給環境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工業和汽車每日向城市上空排放大量石油烴廢氣、一氧化碳、氧化氮和鉛煙（當時所用汽車為含四乙基鉛的汽油）。這些排放物，在陽光的作用下，特別是在5月至10月的夏季和早秋季節的強烈陽光作用下，發生光化學反應，生成淡藍色光化學煙霧。這種煙霧中含有臭氧、氧化氮、乙醛和其他氧化劑，滯留市區久久不散。1955.年9月，由于大氣污染和高溫，使煙霧的濃度高達0.65ppm。在兩天的時間里，65歲以上的老人死亡400余人，為平時的3倍還多。許多人眼睛痛、頭痛、呼吸困難。洛杉磯失去了它美麗舒適的環境，有了“美國的煙霧城”稱號。

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環境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大阪市1960年有160天被煙霧所籠罩。其中，污染最嚴重的西淀川地區多數時間里空氣中的S02含量都達到了1—3ppm，大大超出標準線。由于工廠排放出來的黑煙和汽車尾氣，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污染，甚至白天都看不到太陽。為了改善這一局面，一位姓森協的醫生和受害者家屬一起組建了一個申訴團隊，將西淀川區周邊的污染企業和作為道路管理者的政府告上了法庭，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矚目。這場曠日持久的訴訟直到20年后的1996年才終于解決。原告不僅從被告企業那里獲得了39億9千萬日元和解金，而且污染企業還被責令要擔負對公害地區的安全和健康社會的重建責任。

與此相似，美國于1973年出臺了《空氣潔凈法案》。法案授權環境保護署（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整治“危害公眾健康和空氣質量”的污染問題。除了環保署的監管，美國政府也十分重視《空氣潔凈法案》的推動和實施。這項法案與空氣污染的戰斗歷史已持續了40年，其間，它避免了超過40萬的人類早逝狀況以及各種因為空氣污染而可能引發的呼吸道感染疾病。在歐盟國家，也出臺了通過減少污染物排放來防治霧霾天氣的應急舉措和長效機制。自2005年1月1日起，歐盟對可吸入顆粒物(PM 10)上限作出嚴格限制，規定空氣中PM 10年均濃度不得高于40微克每立方米，日均濃度超過50微克每立方米的天數不得超過35天。一旦濃度超標，歐盟成員國均有義務啟動自己的“空氣清潔與行動計劃”。啟動這一計劃，既意味著車輛限行、限速、工業設備限制運轉，也意味著通過技術手段減少排放，如給汽車安裝微粒過濾裝置等。

摘自：《照進角落的光》P24-29頁，法律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內容簡介：角落無處不在。無論生活在紐約、東京、廣州，還是漢堡、倫敦、喀布爾，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座孤島。那些沉默，與其說是寬容，不如說是冷漠；與其說是平和，不如說是麻木。這種麻木成了習慣，即使關乎自己，只要不馬上危及性命，都不至于走上尋求救濟之路。大家像等待戈多一般，等著一切“突然好轉”。你我都知道，這樣是不對的，卻缺乏改變的勇氣和動力。或許我們需要的，是一道能夠照進角落的光，有人稱其法律，而我們更愿稱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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