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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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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
法律制度 破解消費維權訴訟難題
作者：重慶森達律師事務所主任賀天強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頒布施行十周年的今天，當我們為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事業十周年取得的成績歡欣鼓舞的同時，卻又不得不面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法經營者侵犯消費生命健康權愈演愈烈的嚴竣的客觀形勢。震驚全國的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僅在當地就已經直接導致13名嬰兒死亡，百余名嬰兒住院緊急搶救治療的惡劣后果，而這不過是暴露出來的危害消費者生命健康權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冰山一角。對此，中國消費者協會在2004年和2005年的年主題宣傳活動中都將“維權”作為了共同的主題詞，充分體現了中國消費者協會，對消費者維權工作的高度重視，同時反映了消費者維權工用的任重道遠。
消費者維權難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消費者維權工作難絕不是簡單的口號和抽象的道德說教所能解決的。消費者維權難到底難在何處？對此，我們有必要進行理性的探討和分析。
筆者認為，造成消費者維權難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是法律的制裁功能不足。由于我國尚未真正確立懲罰性賠償法律制度，不法經營承擔的法律責任僅僅局限于賠償消費者的直接經濟損失，對不法經營者而言，缺乏法律震懾力。
即使《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確立的“雙倍賠償制度”，在司法實踐中，消費者的“雙倍賠償”的訴訟請求往往難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和主張而論為畫餅充饑的尷尬境地。在此我們不得不尖銳指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的“出賣人因惡意欺詐將承擔不超過買受人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的規定直接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第四十九條的法律規定，損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實際保護了不法開發商的非法利益，是違法、無效的司法解釋。從中也可以看出在我國確立“懲罰賠償制度”面臨的司法觀念的激烈碰撞。
二、是訴訟程序制度設計不利于消費維權訴訟。
《民事訴訟法》確立的兩審終審制度和審判監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沒有充分考慮消費糾紛的特點而對解決消費維權訴訟案件十分不利。即使是按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簡易程序審理消費糾紛案件，對消費者來講都同樣不可能簡便、高效，而只能是曠日持久。而在我國借鑒西方國家的“小額消費法庭制度”解決消費糾紛，因涉及司法體制的變革而遙遙無期。
三、消費者面對擁有人力、物力、財力優勢的經營者處于弱勢地位，缺乏法律保障措施。
由于我國尚未確立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法律制度，這意味著消費者在消費維權訴訟中聘請律師的律師代理費將只能自掏腰包而得不到敗訴方的賠償。消費者在遭遇消費陷阱和面臨消費糾紛時，由于涉訴的標的金額一般都不大，為了降低維權成本，消費者往往只能單槍匹馬地孤軍作戰。在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之后，即便消費者最終贏得了消費維權“戰爭”的最后勝利，也往往是“贏了官司輸了錢”。消費維權訴訟完全變成了公益訴訟的代名詞，守法的成本遠遠大于違法的成本，是消費維權訴訟中不容回避的客觀事實。消費維權過程中，消費者缺乏專業律師提供的法律幫助無疑使消費維權訴訟難上加難。
筆者在此強烈呼吁，立即著于修改 《消費者權益保保護法》，確立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制度，將是在現有司法體制框架內解決消費維權訴訟難的現實可行的辦法。理由如下：
首先，確立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律師代理費制度有充分的法律根據。
《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消費者維權訴訟的產生與經營者的違法經營行為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沒有經營者的違法經營行為，消費者維權訴訟就不可能發生。消費者維權訴訟過程中由于自身時間，精力的有限，同時由于自身法律專業知識的缺乏和訴訟經驗的欠缺，迫切需要得到專業律師提供的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而這種由專業律師提供的有償法律服務，如果最終不能由違法經營者承擔的話，那么消費者獲得的損失賠償額不可能是相當于而只能是遠遠少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這樣的消費維權訴訟到底誰是最后贏家，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既然承認訴訟費或者仲裁費是合同違約所導致的損失的組成部分，又有什么理由不承認勝訴方支付的合理律師代理費不是因合同違約所導致的損失的組成部分。除非律師制度的存在本身是非法的、不合理的。事實上，我國仲裁機構作出的仲裁裁決中都無一例外地在其裁決中支持了由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的仲裁請求。如果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立法的形式明確確認由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的法律制度，并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有效貫徹執行，必將有利于充分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其次，依法確立由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制度不僅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更有利于鼓勵和促進經營者的依法經營和誠信經營行為，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人性本惡是法律制度設計的前提和基礎。正如一位偉人深刻指出的一樣：“好的制度可以便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好的法律制度就應當使誠信經營和守法經營的經營者有錢可賺、有利可圖，而讓違法經營、欺詐經營的經營者無利可圖，無錢可賺直至傾家蕩產。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制度理所當然加重了違法經營者的違法成本，使違法經營者不但無利可圖，反而會“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額外賠償訴訟費（仲裁費）和作為勝訴方的消費者聘請律師的合理律師代理費用。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經營者到底選擇違法經營傾家蕩產或者是選擇依法經營勤勞致富，相信每一個有理智的經營者都會作出正確的選擇。
再次，確立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法律制度，有利于杜絕和減少不法經營者的濫訴和纏訴行為，有利于及時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任何法律制度的設計都不可能是完全無缺的。審判實踐中，處于強勢地位的不法經營者往往會利用其優勢地位，濫用法律賦予的種種權利，如上訴權利和申訴權利等等，曠日持久地和消費者打官司，企圖以此達到拖延和逃避法律責任的非法目的。而不近人情地強制消費者在消費者維權訴訟過程中凡事親歷親為的結果往往使消費維權訴訟，難上加難，難以為續。如果法院在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支持勝訴方的合理律師代理費由敗訴方承擔，必將使纏訴和濫訴的經營者為此而付出慘重的經濟代價，將在很大程度上糾正和制止不法經營者的纏訴和濫訴行為，節省法院的審判資源和社會公共資源，無疑將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及時得到法律的保護和兌現。
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費制度同樣，有利于警示消費者理性地提起消費維權訴訟，而絕不可意氣用事，否則同樣面臨敗訴的巨大風險。消費糾紛同樣應當是和為貴。這同樣有利于充分發揮各級消費者協會的調解職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
應當說，由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制度在法律上有根有據，在操作上同樣具有現實可行性。目前由全國各地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部門和物價部門共同出臺的律師服務指導性收費標準就是衡量律師代理費收取合理與否的客觀標準。
因此，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明確規定由敗訴方承擔勝訴方合理律師代理費法律制度，對于破解消費維權訴訟難題，改善和扭轉消費維權訴訟難現狀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此舉不僅將有利于充分調動包括消費者、律師在內的社會各界的依法維權的積極性，切實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還將有利于彌補現有政府職能部門監管中不可避免存在的監管漏洞，使依法經營和誠信經營成為經營者們自覺行動，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和良性發展，推動依法治國方略的早日實現。
我們期待著這一立法的呼吁能夠被立法部門采納并早日變為現實，讓中國的消費者能夠真正地健康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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