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維雁 ]——(2002-8-29) / 已閱47156次
[33] 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J].武漢：律師世界，2002，（5）.
[34] 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35] 胡傳勝.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6] （西班牙）薩爾瓦多·吉內爾.公民社會及其未來[A]．何增科．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7] [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M]. 鄧正來，張守東，李靜冰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38] [英]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39] 許崇德．中華法學大辭典·憲法學卷[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
[40] （美）勞倫斯·哈里森.文化為什么重要[A]．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C]．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41] 艾斐.關于民族化與全球化——文化的一個時代命題[J].人民日報，2002.7.7（8）.
注釋
① 英文“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三種譯法，即“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參見何增科主編：《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版，第2頁）。考慮到：（1）“民間社會”過于邊緣化，“市民社會”在馬克思那里幾乎被認為等同于資本主義社會，而“公民社會”被認為是一個褒義詞，且強調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約。（2）如下觀點具有某種合理性：civil society 一詞“與野蠻或無政府狀態相對，漢語稱‘文明社會’；與教會相對，稱‘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對，則稱‘公民社會’”（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民主的再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27頁）。（3）本文以“civil society”為描述對象并旨在揭示其對憲政及國家的影響。因此，筆者在本文中采用“公民社會”的術語。同時，將其內涵界定為：它是與政治國家相對且在政治國家控制之外的，由一系列與經濟、宗教、知識乃至政治有關的、獨特的、按照自身法則運行的，不受政治團體干預的自主性機構及其制度構成的那部分社會。本文在引用其他學者論述時，對原作者在這一意義上使用的“市民社會”、“公民社會”與“民間社會”等術語則予以保留。
② 有關內容可參見鄧正來、（英）J.C.亞歷山大主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張靜主編：《國家與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鄧正來著：《研究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等書及近年學術期刊中相關論文。
③ 據估計，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時，雅典成年公民為4萬人，其家屬14萬人，異邦人7萬人，奴隸在15-40萬人之間。（見應克復等著：《西方民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頁）
④ 我國也有學者對社會契約論提出了質疑，認為社會契約論“這種政府、人民關系契約說一方面使政府擺脫了人民的控制，可以平等地跟人民討價還價，跟作為契約觀念核心的自治觀念相沖突；另一方面又給個人以同政府的管理行為討價還價的資格，免除了個人作為社會契約締結者遵守憲法和法律的義務，使個人不必對自己的言論和行為負責”。（楊支柱：《契約與契約社會》，載《人大法律評論》2000年卷第二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即使這些批評是可接受的，社會契約論在近代以來對塑造近現代法律、憲政思想的積極意義仍是不容抹殺的。
⑤ 參見陶鶴山著：《市民群體與制度創新——對中國現代化主體的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
⑥ 已有學者對“憲法是公法”的觀念表示了異議。如：孫笑俠先生認為，憲法“既不是私法，也不屬于公法”，“憲法是公法的傳統觀念應當給予否定”。（孫笑俠著：《法的現象與觀念》，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頁）童之偉先生認為，“憲法應當是與私法、公法對稱的一個單獨的類型，即根本法”。（童之偉著：《法權與憲政》，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頁注釋①）
⑦ 參見前引[24]，易繼明將其論文的題目便確定為《將私法作為一個整體的學問》。
⑧ 參見周葉中主編：《憲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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