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閔偉 ]——(2010-8-13) / 已閱10347次
停薪留職期間的行為是否構成受賄罪
閔偉
案情簡介：李某系某縣勞動局正式干部，公務員身份，2004年左右，縣內出臺地方規定，公務員可停薪留職，停薪留職期間只發基本工資。李某遂經局領導同意后停薪留職，李某在此期間向本縣的外出務工人員發放名片，自稱為“縣勞動局維權中心副主任”，并向務工人員宣傳若需維權可與其聯系，2007年，外出務工人員劉某在福建某煤礦因工受傷，通過名片上的電話為維權事宜向李某致電，李某當即表示可來福建為其維權，但同時聲稱要和劉某簽訂一份代理協議，協議內容為劉某工傷賠償款的20%要作為沙某的費用，劉某因考慮李某為勞動部門工作人員，又精通法律，為其維權肯定有保障，所以在電話中答應把其工傷賠償款的20%作為沙某的費用，李某得到承諾后遂啟程前往福建，以縣勞動局工作人員身份與當地勞動局聯系，共同與煤礦老板協商解決劉某工傷賠償事宜，事后，李某從劉某處收取了5500元的“代理費”。用相同方法，2008年李某又先后從外出務工人員樊某、周某手中收取了12000元、21000元的“代理費”。
意見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收取代理費的行為并無任何不妥，因為李某已經單位同意停薪留職，在此期間，李某的行為是一種中介行為。為務工人員維權，李某有付出，理應從中收取費用，并且和對方簽訂有代理協議，一個愿打，一個愿挨，并無不妥之處。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收取代理費的行為只是違紀，應該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但不構成犯罪。因為2006年新《公務員法》中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公務員不能兼職，李某身為國家公務員，在2006年《公務員法》頒布之前有單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職，但《公務員法》頒布之后，國家已經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就應該返崗上班，不能再從事任何代理行為，2007、2008的收費行為應該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第三種意見認為，李某收取代理費的行為涉嫌受賄罪，因為李某本身是勞動局的干部，勞動局具有為勞動者維權的法定職責，李某的代理行為看似個人行為，但實質是工作職責，李某從中牟利，因為是主動開口索要“代理費”，所以是索賄。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從主體要件看，雖然李某以前經單位領導同意停薪留職，但新《公務員法》中有停薪留職的禁止性規定，從沙某的身份來講，李某是縣勞動局的正式干部，具有公務員身份，具備受賄罪的主體要件。
二、從客觀方面看，受賄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具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1、索賄是受賄人以公開或暗示的方法，主動向行賄人索取賄賂，有的甚至是公然以要挾的方式，迫使當事人行賄。就劉某聯系李某的本意，是想得到勞動局部門的公權力救濟，根本不是想得到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之類中介組織的中介服務、付費服務，李某利用務工人員劉某等人法律知識欠缺，不懂政策，向劉某等人索取“代理費”，劉某等人也有證言證實“李某稱不出代理費就不啟程外出維權”，劉某等人是被迫接受的“代理協議”，李某索要代理費的行為是一個典型的索賄行為。
2、利用職務之便是受賄罪客觀方面的另一個重要構成要件。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中明確規定：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權或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與職務有關”，是指雖然不是直接利用職權，但是利用了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解答》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職權，而是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務的，應以受賄論處。本案中李某本身是勞動局的干部，勞動局具有為勞動者維權的法定職責，李某的代理行為看似個人行為，但實質是其工作職責，李某在外維權，出示的證件是勞動部門的工作證件，在維權地也是以勞動部門的名義請求當地勞動部門協調處理糾紛，李某的“代理”行為都與其本職工作有關并且利用職務上的便利”。
三、從主觀方面看，受賄罪在主觀方面是由故意構成，只有行為人是出于故意所實施的受賄犯罪行為才構成受賄罪。本案中，李某主動提出收取代理費，并在當事人遲疑時威脅“不出代理費就不啟程外出維權”，從主觀方面講具有索賄的故意。
四、從客體要件看，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其中，次要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主要客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正常管理活動。李某履行其應當履行的工作職責，卻向當事人收取代理費，很明顯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
綜上，李某收取代理費的行為構成受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