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勝宇 ]——(2010-11-5) / 已閱6748次
分析我國律師刑事辯護制度的對策
王勝宇
由律師法的修訂實施帶來刑事訴訟格局的新變化，為刑事訴訟各主體實現既要懲治犯罪，也要保護人權的刑事訴訟雙重目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如何運用法律賦予的會見權、調查取證權、閱卷權和辯護權，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如何按照律師法的規定，合法調取證據，保守國家秘密和當事人隱私，維護國家安全，防止司法腐敗，維護正常的刑事訴訟秩序。這些都是相關法律職業者需要考慮的新問題。正是由于不同訴訟主體之間的理性搏弈和制約，才能推動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訴訟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礎在于它的公正性，對任何訴訟機制而言，公正性都帶有根本性。現代刑事訴訟的公正性理念主要體現在控辯平等對抗、控審分離、法官中立等訴訟原則之中，我國在此基礎上已經基本確立了控、辯、審等腰三角形的訴訟格局。《刑事訴訟法》第8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規定不但非常不利于“控辯平等對抗原則”的刑事訴訟構造，而且制約著法官的獨立和中立審判。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司法難以公正，而受害的卻不僅僅是被告人，更包括我們整個法治體系的完整。因此，建議取消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權，甚至可以“推行公訴人當事人化”。
程序性辯護是一種很重要的辯護方法，是指在刑事辯護中以有關部門的偵查、起訴、審判活動程序違法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意見，以及要求訴訟程序應予補充或者重新進行的辯護方法。然而在我國卻很少有辯護律師運用程序性辯護方法，原因是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根本得不到法庭的認可和采納。英國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義不但應當得到實現，而且還以人們看得到的方式得到實現。”一直以來，我國都是一個“重實體、輕程序”的國家，但是偵查機關違法偵查的現象普遍存在，但通過這種違法方式取得的證據卻總能得到法庭的最終認可，并據此作出判決。這不但完全背離了刑事訴訟的根本目的，更有違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則。而單一的實體性辯護方式則有使刑事辯護的廣泛存在受到懷疑的危險。刑事辯護制度是程序正義的體現。在堅持程序正義的同時，實現實體真實發現的要求，是刑事訴訟的目的。因此，建議我國法律明確“程序性辯護”的法律地位并充分肯定其法律意義。
我國辯護律師權利保障機制需完善已是個刻不容緩的問題。因為權利的不當限制不僅損害辯護律師的合法權益，更會導致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發人們對司法公正的懷疑。在我國，根據法治進程，刑事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狀況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時日。因此，筆者認為，結合我國目前實際情況，完善我國辯護律師權利保障機制應包括以下內容：
(1)賦予辯護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
刑事辯護豁免權是指辯護律師依法行使辯護職能時，所發表的辯護言論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在刑事訴訟中，辯護律師所發表的言論，無論哪個司法機關，無論庭審內外，無論書面或口頭，只要該言論系辯護律師針對案件而發表，都不應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設立辯護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實為辯護律師抵御執業風險，履行辯護職責所必需。
(2)拒絕作證權。
拒絕作證權，是指辯護律師有權拒絕向公安司法機關提供其在執業過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已方當事人的案件事實的權利。辯護律師為更好地履行其職責，必須全面、詳細地了解掌握案件事實。當事人基于對律師的信任，往往也會將一些涉及案件的秘密告訴辯護律師，盡管我國現行《律師法》規定了律師有保守秘密的責任，但沒有明確賦予律師拒絕作證的權利。設置辯護律師這權利，既有利于減輕律師執業風險，更有利于健全律師職業和辯護制度的穩定和保障功能。
(3)拒絕扣押及限制搜查權。
扣押和搜查是偵查機關常用的偵察手段，由于律師職業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許多國家法律規定，除非有證據表明辯護律師有隱匿被告人犯罪重證據的重大嫌疑，不得因律師參與該案的刑事辯護而對其辦公場所和住宅進行搜查。如確有必要，須依特別程序進行并且賦予律師拒絕扣押書證、物證的權利。我國法律未賦予律師這一權利。這不僅與國際通行做法相違背，而且也背離了律師職業保密性的內在要求。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