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芬 ]——(2012-3-16) / 已閱13333次
在當代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變動加快，社會生活日趨復雜的時代背景下，新的法規不斷涌現，人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內了解那么多的法律，特別是有些專業性條例和行政性法規，它們同千百年來逐漸形成的道德規范聯系很少，不容易憑社會習慣和生活常識來判斷這種行為是否違反法律。法官對相同的法律持不同見解的情況也在增多，專業法官尚不能統一對法律的理解，更何況一知半解的行為人呢？刑法作為一種法律和生活的準則，其應當之條件就是讓人們能夠了解和掌握并以之而生活。倘若無法獲取該法律，或因其他正當原因不知法律而受法律制裁，這是違背刑法正義的精神的。我國刑法第19條規定：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理論界對這一條的解釋（即裁量的依據）是因為這類人群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大低于正常人，所以應當不同于常人。但換一個角度來考慮，他們低于常人的部分能力正是影響他們了解法律，培養法意識的能力。也就是說，這類人群的違法性意識是低于正常人的，因此需要特殊對待，這也是體現法律的公平與正義。那么同樣，當一個人在正常的狀態下無法了解法律時，他又何異于上述人群呢？
長期生活在國外、居住在港、澳、臺地區的人，往往不知道大陸的有關法律，在他們來到大陸初期就可能出現因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形，還有生活在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公民，在進入其它地區的初期，因不知國家的法律而按自己落后的民族風俗習慣實施了某種行為，結果違反了國家的有關法律；還有行為人為了弄清自己行為的法律性質善意的征詢公務機關的意見，在公務機關明確答復某種行為合法的情況下，實施了該行為，但實際上公務機關的解釋是錯誤的。
在美國，當政府未能將制定的法律公布于眾時或行為人違反法律是因為信賴官方作出的聲明時，法院可以接受為可得寬恕的辯護理由。可見，在有著“不知法律不可恕傳統的普通法國家中也已經開始考慮行為人的違法性認識了。美國學者曾提出在貧民窟里長大的青年人由于沒有機會接觸到外部的社會造成“文化隔離”，從而不能把社會普遍遵循的行為準則內化為自己的觀念。行為人因此而犯罪時，就不可以對其追究刑事責任。這其實反映出了一種公平的觀念，即當國家不能給予某些人以正常的生活條件時，就不應該以一般人的要求去規范他們。
刑法的謙抑性也告訴我們，必須強調刑法的寬嚴相濟，不能使不應受處罰的人承擔刑事責任，這往往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這也正是現代刑法中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性的統一，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的統一使真正犯罪人承擔刑事責任合理化的本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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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江西省新建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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