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嵐 ]——(2012-4-9) / 已閱11529次
該運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34年2月至次年3月為第一階段。該階段以“規矩”和“清潔”為目標，中心內容是實現社會環境的整齊和清潔。在此基礎上，1935年3月之后，直至全面抗戰之前，新生活運動進入以實現“三化”為中心的第二個階段，即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全面抗戰爆發后，新生活運動進入第三階段，轉以服務抗戰為基本宗旨。
關于新生活運動的緣起，學術界頗多爭議。筆者較為贊同此種觀點，即南京政府成立后，面臨著一系列合法性危機，如政治層面上國共兩黨的對立、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經濟層面上南京政府對社會的抽取大于供給；意識形態層面上，則無法形成統一之價值信仰體系。新生活運動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合法性危機，為南京政權提供合法性基礎而出現的。(18)
這場運動體現了執政者將中國傳統儒家倫理綱常與德國的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及近代西方生活習慣相融合，以求控制民眾的思想的意圖。因此，學界有人提出：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企圖以中國固有的儒家文化摻和西方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的某些生活方式和德意志法西斯精神從思想上完成統一的一次嘗試。(19)
新生活運動也協助推動了地方上的“管教養衛”政策。蔣介石提出：“教之要義，為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養之要義，為衣食住行四項基本生活之整齊、清潔、簡單、樸實；衛之要義，為嚴守紀律，服從命令，團結精神，共同一致；管之要義，即執行法紀，納民執物之謂”。(20)新生活運動與“管教養衛”政策的基本內涵與實施目的均極為相似，共同成為國民黨中央控制地方、加強地方統治的手段。
基于此，新生活運動的實施，使得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實施“管教養衛”政策的警察有了更多干涉民眾社會生活的理由，而在立法上(就本文言，主要指違警罰法)也體現出更為細致和廣泛的規范性條文的出現。
誠如違警罰法專家錢定宇在1943年違警罰法出臺后所言：“新生活運動，乃時代精神之表征，為復興民族之張本，至其精義所在，不外求禮義廉恥表現于日常生活中，亦即求人民衣食住行，均能合乎整潔、簡樸、迅速、確實等條件，凡此種種，均與警察有密切關系，不隸于風俗或保安警察之范圍，即屬諸衛生及交通警察之領域；且現代警察任務，不僅消極以維持社會安寧之秩序為已足，益且積極負有指導人民生活及增進人民福利之作用。是凡一切足以誘導社會向上，及培養國民愛護國家之意識者，警察均負有倡導之責任。因之新生活運動之推進有賴于警察協助者甚多。但過去警察官署對于違反新生活運動之行為，恒以無法規依據，致不克盡其糾導職責。新法為使今后警察實際負起推行新生活運動責任起見，特將新生活之精神，及國家觀念，盡量注入分則各條款以內，俾今后新生活運動之推行，除以道德及教育之感化勸導外，復輔以法律糾正，相互為用，藉收宏效�！�(21)
考察違警罰法的條文，為貫徹“新生活運動”的精神，1943年違警罰法確立對過失違警行為給予處罰的原則，以使國民“得鏟除怠忽散漫之習氣”。而在分則中則增設了有關注重禮節、培養愛國觀念、奉行人道、愛護幼年勞動者、禁止表演“不合人道之游藝”及虐待動物、講求清潔、革除不良習慣、嚴禁迷信與屋內賭博及禁止昧遺等培養國民道德的諸多條款。(22)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違警處罰的立法擴張是與近代國情政局密切相關的。作為一個歷經外源后發型的現代發展道路的國家，國際背景與環境無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于是，社會本位的理念貫穿于建立近代警察及警察行政法規體系的進程之中。以消極制止危害為宗旨的警察行政，亦可以積極參與民眾的社會生活，促進社會福利。國家主義觀念，因契合于中國傳統的行政強權及大一統觀念，逐步成為了近代執政者擁護的主流思潮之一。中國近代的警政建設中滲透著國家主義觀念，從而為隱藏在警權背后的國家權力的擴張提供了精神動力。而新生活運動就是奉行社會本位的警察在民眾中宣揚國家主義精神的一次積極嘗試。于是“社會本位”理念的傳入，“國家主義”觀念的宣揚及新生活運動的興起構成了時代的助力，共同推動警察職權的擴張。違警罰法就是一個展示的窗口。
注釋:
①參見薩孟武：《政治學》，著者發行，1977年，第47—48頁；黃守高：《現代行政法之社會任務》，臺灣法務通訊雜志社，1988年，第272—273頁。
②余秀豪：《警察行政》，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8頁。
③李士珍：《警察行政之理論與實際》，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1948年，第3—4頁。
④關于“國家主義”的定義，學界至今沒有定論。筆者的文中大致將其理解為主張國家具有絕對的價值和權力，要求對內加強中央集權，對外則保持國家獨立，實行民族自決。國家利益至高無上，國民個人利益應該服從國家利益。
⑤戴建安：《民初三大政治勢力迅速轉向國家主義的原因分析》，《黑龍江史志》2008年第15期。
⑥郝鐵川：《論近代中國隊大陸法系的選擇》，《法制現代化研究》叢書第2卷，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03—307頁。
⑦楊度：《論國家主義與家族主義的區別》，《政法淺說報》1911年第20期。
⑧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5頁。
⑨吳貫因：《憲法問題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期(1913年4月16日刊出)。
⑩海鳴：《治內篇》，《民權報》1912年10月8日。
(11)空海：《中華民國制定憲法之先決問題》，《民立報》1912年2月8日。
(12)孫中山：《民權與國族》，收錄于《孫中山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第90—95頁。
(13)朱勇主編：《治國法制通史》第九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07頁。
(14)何勤華、李秀清：《外國法與中國法——20世紀中國移植外國法反思》，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5頁。
(15)鄭宗凱：《警察與人民及要人》，大東書局，1947年，第67頁。
(16)鄭宗凱：《現代警察之理論與實際》，正中書局，1946年，第94頁。
(17)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先總統蔣公全集》第1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4年，第810頁。
(18)溫波：《試論新生活運動的緣起》，《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
(19)王志斌、鮑文彥：《新生活運動的歷史定位》，《井岡山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20)胡昭華：《新縣制概論》，商務印書館，1942年，第131頁。
(21)錢定宇：《違警罰法總論》，正中書局，1847年，第23—24頁。
(22)參見1943年《違警罰法》第9、58、64、66、76、77等條。
作者簡介：沈嵐(1978-)，安徽大學法學院講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安徽大學法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文章來源：《學術界》(合肥)2011年9期，第208～214頁。
總共2頁 [1] 2
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