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美君 ]——(2012-4-20) / 已閱7064次
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出了比較詳細而明確的規定。新刑訴法第54條第1款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從理論上看，只要是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都應該依法予以排除，但司法實踐并非總是如此完美。新刑訴法第54條第2款規定非法證據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可非法證據往往會以各種形式，合法地“鉆進”起訴意見書、起訴決定書和判決書，冠冕堂皇地成為定案定罪的依據。就刑事案件而言，起訴意見和起訴決定固然重要，但庭審更像是案件的“總閘”，所有證據都會在法庭上“公開亮相”接受各方當事人的質證，只有在庭審環節經受住“考驗”才能最后成為定案的證據，案件才能塵埃落定。所以，檢察官如何在庭審環節應對和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確保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案件得到公正審理具有關鍵性的重要作用，應該引起大家的高度關注和重視。
首先要準確理解非法證據的概念。新刑訴法第48條規定的證據，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八類，無論是哪一類證據，證據原本只是一種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其本身并沒有合法非法之分。非法合法之說，是就證據的收集方法而言，是基于收集方法的不同而對證據所作的一種人為劃分。所謂非法證據，就其本質而言，指的是非法獲取的證據。何謂“非法獲取”?各國法律有不同的規定，比較典型的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規定，其含義是以酷刑、殘忍及其他不人道的方式取得的被告人或第三人的口供或情報。而我國刑訴法規定的“非法證據”，可以從實體標準和程序標準兩方面來理解:從實體標準上看，非法證據包括非法的言詞證據和非法的實物證據，即口供以及物證、書證，口供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證人證言。除此之外，都不屬于我國法律規定的非法證據;從程序標準上看，口供被認定為非法證據的，必須是在獲取的方法上屬于非法，而“非法”的程度又有輕有重，有一般的違法和嚴重的違法，一般違法獲得的證據只能說是有瑕疵的證據，不應認定為非法證據而一律予以排除，只有那些嚴重違法獲得的證據才屬于非法證據，才應當予以排除。而書證、物證，只有在其獲取的方法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且嚴重影響司法公正而又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才予以排除，這是一種有條件的排除。雖然這一規定與《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中的規定相比尚有不少差距，但從歷史視角看，我國刑訴法正逐步接近國際標準，這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實踐中應特別注意對“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的準確把握和理解，具體可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有關刑訊逼供立案標準所列舉的非法手段，即以毆打、捆綁、違法使用械具等惡劣手段逼取口供的，或者是以較長時間凍、餓、曬、烤等手段逼取口供，嚴重損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體健康的行為。即所謂的“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中的“等”字，應理解為是與刑訊逼供這一手段程度相當的行為。
其次要細致部署庭審策略。從某種程度來說，公訴人在庭審前的準備工作充分與否將直接影響庭審的效果，甚至決定案件的勝敗。因此，為了使案件在庭審時盡可能不出現意外，公訴人應當事先仔細審閱案件的全部事實證據，一旦發現有非法的言詞證據或實物證據，應主動通過合適的程序予以排除。為了盡早發現非法證據，公訴人在審查起訴階段還應充分聆聽犯罪嫌疑人的辯解、耐心觀看相關的全程錄音錄像，在確認不存在非法證據的情況下，再精心預設辯護方的辯解和質疑、謹慎部署公訴的技巧和策略等，尤其要特別注意案件中出現的細節問題和相關知識，這樣才能在庭審時做到胸有成竹、知己知彼，沉著應戰。
最后要積極調動相關證人。在英美法系的抗辯式訴訟模式下，庭審有如沒有硝煙的戰場，法庭辯論激烈精彩，交叉詢問的成功與否對案件的勝負起著關鍵作用。我國的庭審雖沒有英美國家那么激烈，但為了排除有罪證據中分量比較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有時候被告人和律師也會施展各種手段。在法庭上公訴人不但自己要沉著冷靜，不慌不忙，給人留下一個正直、可信的形象，而且要鼓勵相關證人從容應對辯護方可能提出的種種刁鉆問題;既要統籌兼顧事先協調好每一個證人證言的作用，又要隨時調整應戰策略，根據辯護方提出的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內容和理由，一一進行針鋒相對、有理有據的應答和說理。但是，如果辯護方提供的線索或者證據，能夠充分證明該證據確實屬于非法證據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可能性的，公訴人也應當坦然地接受被排除的結果。總之，公訴人在法庭上，應表現出胸有成竹、非常自信的神態，并盡可能自始至終地發揮積極主動性，如必要時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的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或不能當庭舉證時，可以建議法庭延期審理等。
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庭審時，無論是依照哪種程序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作為控訴方的檢察官都要承擔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責任，而作為辯護方，是不承擔任何證明證據是非法收集的責任的，相反，他們只是有權利提供相關的線索或證據。當被告人出現當庭翻供時，如果是檢察機關自身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因整個訊問過程都采用了全程的同步錄音錄像，公訴人只要提供訊問筆錄、現場播放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結果是否存在刑訊逼供也就一目了然。
如果是公安機關負責偵查的案件，在目前不少地區還沒有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情況下，只能提請法院通知有關的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新刑訴法還進一步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但法律并沒有對有關人員拒絕出庭作證規定什么相應的懲罰措施。因此，在需要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情形下，公訴人一定要事先做好偵查人員或相關人員的工作，除了動員勸說其出庭外，還要告誡其在法庭上切不可撒謊。因為偵查人員的誠信問題事關重大，從常理來分析，即便偵查人員在訊問時曾使用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得口供，他當庭一般也是不愿承認的。這不僅會影響個案正義的實現，也會對整個司法的公信力產生極壞的影響。如果老百姓認為一個公職人員竟然當庭撒謊，長此以往，其后果將不堪設想。
當偵查人員在法庭上被人懷疑撒謊、其誠信受到極大損害時，公訴人應該怎么辦?事實上，一個已起訴到法庭的刑事案件，其證據不可能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認罪口供，只要其他證據仍能環環相扣、互相印證，保證了結果的唯一可能性，即使經過法庭審理，口供被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情形而被排除的，公訴人仍可以取得庭審的成功，正如新刑訴法第53條中規定的: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