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衛球 ]——(2012-5-2) / 已閱8676次
第五，對于死后人格保護問題，特別是死后身體的受尊重作出規定。
第六，還應對那些外在人格權加以規定。這些具體人格與人格本體有一定的分離空間，甚至有商品化價值，因此可以一定程度客體化，包括姓名權、肖像權、個人數據等。
最后，至少還應該對于人格、自由等的禁止讓與、放棄、限制等作出原則規定。
注釋:
[1]羅馬法的人格立法主要體現為以下消極式的保護規則，即《法學階梯》J．4，4，1規定:“侵害行為的構成，不僅可由于拳頭或棍杖毆打，而且由于當眾誣蔑，如誣賴他人是債務人而占有他人的財產，而行為人明知他人對他不負任何債務;或寫作、出版誹謗性的詩歌、書籍，進行侮辱，或惡意策動其事;或尾隨良家婦女、少年或少女，或著手破壞他人的貞操。總之，很顯然，侵害行為有各種不同方式。”
[2]法國當時的人格觀代表了一種人文浪漫主義取向。1804年《法國民法典》制定時，深受當時啟蒙以來風行法國和歐洲的人文主義法學的影響，這種法學的根基主要是以個人自由與尊嚴為張揚的歐洲近代自然法思想和政治哲學。這種思想導致了1789年法國《人和公民權利宣言》的轟然面世，它宣稱人生而自由，個人擁有作為人而享有的天賦權利，是國家主權意志所不能加以侵犯的，限制著國家的權力當然包括立法權力。因此，《宣言》第1條稱“社會的目的是共同福利。政府是為保障個人享有其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目的而成立的”，第2條稱“所有政治組織的目的都是保護個人的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3]德國當時的人格觀代表了一種人文理性主義取向。康德的倫理學和哲學從人的理性出發推導出人具有無上尊嚴，將自然人的人格拔高到法律先在論的高度，由此導致了倫理人格主義的濫觴。這種觀念由民法巨匠薩維尼介紹到德國19世紀的民法法學中去的，最后對溫德夏特(《德國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產生了重要的思想影響。參見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第46頁及注釋1。
[4]當下頗具爭議的人格權是否獨立成編的爭議其實不具有實質意義。從體系上而言，將人格權確認規范放在總則人法之中確實具有形式與實質貼近的直觀性。但是，人格權單獨成編畢竟只是一個形式化的問題，而形式本身的問題均可以通過形式自身來解決。形式與實質的貼近不一定只有直觀性一種方式，如果立法者打算達成某種特殊體例功能，必要時也可以采取不直觀的形式。所以，盡管人格權與人格本體倫理同一，但是如果立法者愿意將人格權獨立成編，而處理得當，不損及人格權與人格本體的倫理關聯，那么也是可以接受的。
來源: 《比較法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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