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麗 ]——(2012-7-5) / 已閱11151次
4．其他國家立法例
四、“合理使用”制度之“合理性”標準問題探討
立法史上，美國最先引入了至今被各國廣泛認可的合理使用判斷規則，諸國或直接搬過來引入內國立法中，或進行適當修改后適用。其內容（即美國著作權法第107條）為：“在任何特定情況下，確定對一部作品的使用是否合理使用，要考慮的因素應當包括：（1）使用的目的和性質；（2）有版權作品的性質；（3）同整個有版權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數量和內容的實質性；（4）這種使用對有版權作品的潛在市場或價值所產生的影響。”
這四條標準如吳漢東先生所言，并未成功解決“合理性”標準涉及的幾個或抽象或具體的困惑。比如，什么是合理？以何主體的角度去看是合理的？等等。在四條看似明確的判斷標準之下，實際上確實為理論界或實務界提出了更多的問題和思考。但是毫無疑問，四條標準在直到今天看來，仍然不失為大智慧的，從其廣泛為各國所繼受和移植不難看出，但是其究竟因何無法為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之“合理性”標準起到明示的作用？筆者思量再三，以下分述之：
1．不論是否有意將此“合理性”標準的決定權依判例法模式授予法官，事實上確實發生了這樣的結果。因其“合理”與否見仁見智，故而事實上立法即使再過準確，也實難給予著作權權利人或其相對人（如合理使用人或者侵權人）以事先的預測性。而一旦因為是“合理使用”還是“侵權使用”發生案件，則只能交給法官去判斷，因此必然發生判例法模式下法官造法的結局。
2．承接上文所述，雖然將此“合理性”標準的決定權交給法官，但是并非是交給一個法官，而是交給這樣一個職業群體。縱使此群體職業度高且他們足夠善意（保證在面對這樣一個案件時無個人的私心等等），但其終究無法在此群體內獲得對“合理性”標準的一致性理解。由此推之，如前后幾個案件法官的“合理性”標準并不一致，則在這幾個案件中，后一案件如何從前一案件的所謂“先例”中得到“遵循”的價值就大大降低了，而這與英美法系“遵循先例”就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不契合。
3．吳漢東教授在其《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一書中還提到了作為憲法權利之一的公民“了解權”。如果在吳教授所言的層面上，則對于“合理性”標準的理解如何就又上升為具有憲法意義的問題。這樣，對該問題的探討可能會跨越著作權領域，甚至涉及憲法背后所體現的一般理性。對此問題進行憲法層面的探討似乎有些牽涉過遠，但是筆者對于吳教授這一觀點卻極為贊同。正因為“合理使用”使民眾了解其自身可以合理使用的界限成為可能，因此民眾在其“合理使用”范圍內可以正當而不抵觸法律和社會公益得使用相關著作權，而這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資訊自由”的憲法意義。
五、小結
綜上述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出現至今，也許從未在學界及司法界停止過對其相關問題的討論。但由于“合理使用”背后涉及的問題遠非對該詞語進行合理解釋就可以妥善解決這一概念所引發的諸多立法及司法尷尬，換句話說，關鍵點并不在對該詞語進行合理解釋的方法論上。無論認為應該在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中繼續進行相關理論和立法及司法的革新，亦或是認為應該將這個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進行理論上的推倒重建，筆者目前所能看到的仍然是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之“合理性”標準大討論將繼續下去，并且越發激烈。
【參考文獻】
1．鄭成思著：《版權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吳漢東著：《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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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立風：《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解析》，載《當代法學》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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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吳冀湘：《從歷史的角度論著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合理性”標準的理論分野》，載《長沙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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