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振厚 ]——(2013-5-27) / 已閱5208次
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沈德詠在《人民法院報》發表《我們應當如何防范冤假錯案》一文后，不僅在司法、法學界，乃至在這個社會都引起極大反響。其中包含的內容涉及多個方面，各類人等亦有不同的解讀。身為一名法官，從中擷取一兩個話題，談談自己的感想。
該文有這么一段話，閱后感觸頗深：應當說，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審判法院在當時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說是功大于過的，否則人頭早已落地了。
其實這句話所包含的含義，在法官群體中早已形成“共識”，只不過所表達的方式僅限于口頭，表達的范圍僅限于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表達的后果不但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反倒引起法律職業共同體之外群體的指責。而這段話一旦出自全國法院系統唯一的一級大法官之口，許多人便開始思考：究竟是怎么了？
如果不假思索，一定會冒出這樣的想法：大法官是在為自己的“部下們”辯護。我們已經看到，包括一些法學專家，已經對此提出質疑：這是什么邏輯？如果你真的這么想，實在是太低看我們的大法官了，也不為諸多的法官所接受。身處其中的法官在辦案時的尷尬與無奈，不是局外之人所能體會的;假如你再細細思量，一定會想到，絕不是這么簡單。否則，何至于一個一級大法官親自對外界道出。
究竟法官在冤假錯案中的功過如何評價，真是件令人糾結的事。
的確，按其他人，包括一些能夠對法院、法官發號施令的人的思維，按一些對重大事件總是“義憤填膺”的人群的想法，當年趙作海們只有該人頭落地才是正確的，才是大快人心的。從這個角度，法官自然是立了功的。畢竟，生命是最寶貴的。但是，既然法官們已認識到沒有足夠的證據，或者說是基本的證據證明基本犯罪事實，就應當宣告無罪。因為法官們都當知曉疑罪從無的原則。可是，法官們還是把他們“送進”了監獄，從這個角度，法官自然是有過的。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令人糾結的情形？雖然沈院長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釋，但離讀者們想更一步深入了解的需求，尚有很大距離。這里，不妨從身為法官所知、所曉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理解。只是有些可能系道聽途說，不能作為事實，只是作為一種觀點。對與錯，有與無，請讀者們自己判斷。
對趙作海案，有這么幾段未經核實的“故事”：說一公訴人表示，如判趙有罪，他就辭職，后趙果然被判有罪，其憤而辭職；負責協調案件的政法委書記說，我是學農的，我又不懂法；協調會沒有會議記錄。且不說真實性如何，但現實的狀況是，政法委書記不是學法出生，確是普遍的，畢竟，這是黨內職務，也無可指責之處；但會議沒有記錄，讓人感覺不可思議；若確有為之辭職的檢察官，不免令法官汗顏。
講了幾個“故事”，似乎有把法官所辦錯案歸責于他人、為法官開脫之嫌，也有為法官的不敢擔當愧疚之意。其實，再細細思量，法官，乃至法院不能真正的獨立審判，是公眾和法官們都清楚明了的，無需為法官開脫；至于對比之下的汗顏，有個奇怪的、不知道合不合適的類比。記得曹操曾說，若不是他，不定又有多少人稱寡道孤。如果沒有將“功”當著“過”去做的法官，趙作海之輩豈有出頭之日。辭職，未免同樣包含了不敢擔當的一面。
對于一個人，或一個人在某件事中的評價，我們經常有幾分功、幾分過的說法。其實，有些功過是十分清楚明了的，否則，獎功罰過就無從談起。而有些，則依然是令人糾結的，恰如法官們之于錯案。身為一名法官，最大的期盼是：法官是對法律負責的“官”。
作者：劉振厚 電話：0376—636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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