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成意 ]——(2013-6-13) / 已閱11485次
[19]史學家認為：“人們為了生存的需要，必須對他們的世界、對他們自身以及與之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進行詮釋。他們的行動和受難受到這種詮釋的意義和意圖的影響。時間經驗占據了這些詮釋的一個主要領域，而記憶和回憶在這里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對當今世界的詮釋要想具有開辟世界、促成行動的意義，就需要對過去的歷史進行回憶與思考。過去具有自己的時間，它既與現在有所區別，又與現在密切相關，因而未來作為行動視角可以被推斷出來。”【德】約恩·呂森：《歷史思考的新途徑》，綦甲福、來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20]【德】凱興斯泰納：《凱興斯泰納教育論著選》，鄭惠卿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頁。
[21]【美】魏因伯格：《科學、信仰與政治——弗蘭西斯·培根與現代世界的烏托邦根源》，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2 頁。
[22]【美】魏因伯格：《科學、信仰與政治——弗蘭西斯·培根與現代世界的烏托邦根源》，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 頁。
[23]思想道德教育與科學技術教育共同構成了我國憲法中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我國特有的憲法原則，其他國家憲法沒有此規定。參見劉茂林：《中國憲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頁。
[24]Walzer.Edueatio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Multiculturalism[J].Journal of Philosophy，1995 (2).
[25]Derek Heater.A History of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London:Routledge Falmer ,2004),pp.18.
[26]筆者以為，“國民”是事實判斷，“公民”是價值判斷。在這一意義上，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欠精準，因為這是事實判斷。比較妥當地表述是“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
[27]西方修辭學最早是辯論演說的藝術。從歷史上看，演說雄辯之風在荷馬時代已經顯現，古希臘時代成為政壇時尚，直到公元前4世紀末，希臘城邦失去獨立地位之后才逐漸衰落，但在民主的羅馬帝國里，仍然可見演說辯論的影子，西塞羅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
[28]經過刻苦修煉，終成演講辯論大師的西方政治家，舉不勝舉。例如德摩斯梯尼天生口吃，嗓音微弱，還有聳肩的壞習慣。在常人看來，他似乎沒有一點演說家的天賦，因為當時的雅典，一名出色的演說家必須聲音洪亮，發音清晰，姿勢優美，富有辯才。為了成為卓越的演說家，德摩斯梯尼做了超過常人幾倍的努力，進行了異常刻苦的學習和訓練。經過十多年的磨練，終于成為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他的精彩政治演說為他建立了不朽的聲譽，他的演說詞結集出版，成為古代雄辯術的典范，打動了千千萬萬人的心。
[29]參見【美】列奧·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列奧·施特勞斯政治哲學選刊”導言），彭剛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80頁。
作者簡介：梁成意，法學博士，華東交通大學副人文學院副教授、副院長。
文章來源：《重慶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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