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曉兵 ]——(2013-12-17) / 已閱36708次
[27] 《列寧全集》，第25卷，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8] 二戰爆發后，德國于1940年6月占領巴黎，其后，貝當政府輾轉遷往維希（Vichy）并將此作為臨時首都，這就是偏安一隅的維希政權（Régime de Vichy）。這個以南部非占領區為控制范圍的特殊政治體構成了第三共和的延續。1940年7月10日，國民大會（Assemblée nationale）即參眾兩院聯席會議（réunion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du Sénat）通過了一項重要的憲法性法律，即1940年7月10日憲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10 juillet 1940）[28]，其內容為：“兩院聯席會議將全部權力授予共和國政府，在貝當元帥的領導和簽署下，通過一項或幾項法令頒布一部新的法蘭西憲法。新憲法必須保護勞動、家庭和祖國的權利，必須經過全民批準，然后由根據新憲法而選舉產生的議會來實施。”基于此，第三共和憲法的民主根基被侵蝕，亦即意味著第三共和憲法的自我毀滅。不過，從法律程序來看，第三共和憲法正式終結則是通過法國人民1945年10月21日的公民投票。
[29] 這次公民投票的第一個問題是：“您是否希望今日所選舉的會議成為制憲會議？”（Voulez-vous que l'Assemblée élue ce jour soit constituante ?）公民投票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對于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是’（Oui ），那么在新憲法實施之前，您是否贊同公共權力機關將依照選票所附的法律草案（Projet de loi）[29]來予以組織？對于上述第一個問題，96.4%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對于第二個問題則超過2/3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參看，Frédéric Bluchel, Manuel d’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UF, 2001, p.269.
[30] “四月憲法草案”包含有一個憲法序言，它以宣告法國人民忠于1789年人權宣言所確認的原則為開端，其具體內容為傳統的自由權利和新的社會經濟權利。草案規定的立法機關是一院制的國民議會，總統為虛位元首，內閣由總理主持并對國民議會負責。該草案在1946年5月5日的公民投票中遭到否決，應該特別強調的是“四月憲草”中并沒有規定關于合憲性審查制度的規定。從制憲的過程來看，當時的社會黨和共產黨占據了制憲會議的多數，他們不認同任何對國民議會權力的限制，因此，此憲法草案拒絕兩院制的設計和合憲性審查制度。參看，Franç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Tome I – 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 Économica, 1997,p.13.
[31] 第二制憲議會在起草憲法草案時，對“四月憲法草案”作了適當但并不算太大的改變：（1）對憲法序言作出了調整，縮減了條款，不再區分傳統自由權利和經濟社會權利，但是強調當代的新的社會經濟原則；（2）議會改為兩院制，即國民議會（l'Assemblée nationale）和共和議會（le 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國民議會掌控議會立法、監督、財政權，共和議會的權力相對要小的多；（3）適當擴大了總統的權力；（4）對有關法蘭西聯盟的條款進行了修改；（5）增加了憲法委員會（le comité constitutionnel）的設置。
[32] 戴高樂則對于這次公民投票的評價是：“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國人反對，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根本不了解。”參看[法]雅克•夏普薩爾、阿蘭•朗斯洛：《1940年以來的法國政治生活》，全康康等譯，11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33] 在50年代，法國當時面臨的危機主要有歐洲共同防務條約的批準導致政府垮臺，德國重整軍備使法國嚴重不安，奠邊府戰役導致法國在印支戰爭中徹底失敗，蘇伊士運河危機則使法國國際形象嚴重受損。
[34] 戴高樂在其回憶錄中寫道：“這種制度在過去12年內一再做出了各種表演。在國民議會和共和議會內部，議員們的各種不斷翻來覆去的政治組合、陰謀詭計和脫黨變節不斷地發生，加之，政黨的大會和委員會的種種建議，又受到報紙宣傳、黨派會談、團體組織壓力的影響，結果，相繼進出馬提翁大廈（注：總理府）的有17位總理，輪流組成過24屆內閣。”“各界‘政府’全是依靠妥協而組成的，剛一成立就四面受敵，有時由于內部傾軋和意見分歧隨即發生動搖，以致成立不久就被一次投票所推翻，而這種投票往往只能表達那些迫不及待想當部長的人們的欲望，結果竟使內閣虛懸的時間長達幾個星期之久。”參看，[法]夏爾•戴高樂：《希望回憶錄》《希望回憶錄》翻譯組譯，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35] Jacque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sous la Ve République (Tome 1 1958-1974), PUF, 1981, p.40.
[36] 戴高樂在158年6月27日的電視廣播演說中提出，法國所面臨的三件事：阿爾及利亞問題、財政和經濟平衡以及國家體制的改革。在這三個問題中，國家政治體制改革被放在了優先考慮的地位。參看，周榮耀：《戴高樂評傳》，175-177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
[37] 戴高樂在演說中指出：“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里，法國遭到七次侵略，更換過十三次政體。長期的動蕩不安使國家的政治生活危機重重，也使高盧人由來已久的好分裂，喜爭斗的傾向愈演愈烈。我們國家剛剛經歷過的這場前所未有的考驗無疑又等于雪上加霜，使形勢更加惡劣。今天的世界里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這種局面為法國的政黨紛爭又增添了極為不穩定的因素。簡而言之，政黨對立成為國家政體的基本特征，政府已無法在任何問題上達成一致，國家的最高利益被棄置不顧。民族的個性，歷史的災難及今天的動蕩造成了這個不爭的事實。為了國家的未來和民主，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建立全新的政治體制，以維護法律的信譽，政府的團結，行政管理的有效，國家的尊嚴與威望。”
[38] 戴高樂認為國家元首應該擁有實權，他在演說中指出，“政府的行政權力應該來自國家元首。國家元首應超越一切政黨，由一個包括議會在內的更為廣泛的選舉團進行選舉，其組成要保證選舉出的國家元首既是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也是法蘭西聯邦的總統。國家元首有責任協調整體利益，根據議會的政治傾向任命政府成員。國家元首有權任命部長，當然也包括任命總理。由總理領導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國家元首有權頒布法律，推行法令……國家元首有權主持政府會議……國家元首有權超越政黨或者通過政府會議進行裁決，或在出現重大分歧時直接交由公民投票選舉。國家處于危急關頭時，國家元首有責任維護國家的獨立，保證法國簽署的條約得以實施”。
[39] 1958年6月3日關于憲法修改授權表決的情況是這樣的：國民議會以350票贊同，161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對憲法修改程序進行修改的決定，共和議會則以256票贊同，3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這樣就達到了法定的議會兩院的3/5多數的支持。這是法國歷史上第一次不經制憲會議而起草共和憲法。1946年憲法第90條規定了較為繁瑣的憲法修改程序，如果依此程序來修憲，無疑要通過議會兩院，特別是要會對議會權力進行調整的話，其難度非常大，而且無法掌握修憲過程的主動權。因此，議會6月3日的授權決定既可以看作是對1946年憲法的延伸，也可以看作是對1946年憲法所規定的修改程序的一種調整。這也是法國歷史上第一次不經制憲會議而起草共和憲法。參看，Pierre Avril, La Ve République , Histoire politique et constitutionnelle, PUF, 1987, p.28.
[40] 該授權法提出了憲法修改必須遵守的五個原則：第一，普選是國家權力的唯一來源，立法權和行政權應出自普選，或出自它的選舉團體。第二，立法權與行政權必須切實的分立，以期使得議會和政府都各自在其責任內分別履行其職責。第三，政府應該向議會負責。第四，司法權應該保持獨立，以期能夠確保對1946年憲法序言和1789年人權宣言中所規定的基本自由的尊重。第五，憲法應該使法蘭西共和國與其聯盟的人民之間關系的組織可能實現。
[41] 該授權法對政府方面提出了兩項限制條件：（1）成立憲法咨詢委員會（comité consultatif），其成員主要是議會議員，由國民議會和共和議會的權能委員會（commissions compétent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t du 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來任命，議會各委員會決定各自指派成員的數量，必須至少有1/3的成員來自議會的這些委員會，憲法咨詢委員會中2/3的成員應該由議會有關的委員會來任命。（2）憲法草案應該由部長會議（Conseil des ministres）來最終確定，然后征求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的意見，繼而提交公民投票（référendum）表決，最后由共和國總統在憲法修正案通過之后的八天之內公布。
[42] 這24次憲法修改分別是，通過1960年6月4日第 60-525號憲法性法律，1962年11月6日第 62-1292號法律（公民投票），1963年12月30日第 63-1327號憲法性法律，1974年10月29日第 74-904號憲法性法律，1976年6月18日第 76-527號憲法性法律，1992年6月25日第 92-554號憲法性法律，1993年7月27日第 93-952號憲法性法律，1993年11月25日第 93-1256號憲法性法律，1995年8月4日第 95-880號憲法性法律，1996年2月22日第 96-138號憲法性法律，1998年7月20日第 98-610號憲法性法律，1999年1月25日第 99-49號憲法性法律，1999年7月8日第 99-568號憲法性法律，1999年7月8日第 99-569號憲法性法律，2000年10月2日第 2000-964號憲法性法律（公民投票），2003年3月35日第 2003-267號憲法性法律，2003年3月28日第 2003-276號憲法性法律，2005年3月1日第 2005-204號憲法性法律，2005年3月1日第 2005-205號憲法性法律，2007年2月23日第 2007-237號憲法性法律，2007年2月23日第 2007-238號憲法性法律，2007年2月23日第 2007-239號憲法性法律，2008年2月4日第 2008-103號憲法性法律，2008年7月21日第 2008-724號憲法性法律進行的憲法修改。
[43] 1974年10月29日憲法性法律實現了對于1958年憲法第61條第2款的修改，其內容只有一條，即改變了向憲法委員會提交審查主體范圍，提交審查的主體由原來僅僅局限于幾個主要政治機構的首長（共和國總統、總理、國民議會議長或參議院議長）擴展到60名國民議會議員或60名參議院議員。
[44] 布丹著，《國家六論卷集》，英文版，第1卷，第8章。轉引自張桂琳：《西方政治哲學——從古希臘到當代》，91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45] 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在其名著《戰爭與和平法》一書中闡釋了他對主權的理解，即在堅持君主主權論的同時，認為主權對內是最高的，對外是獨立的，這就使得主權的內涵更加完整和豐富。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主權學說和他的社會契約理論是結合在一起的，在其代表作《利維坦》一書中，他亦堅持絕對的君主主權論的立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亦將社會契約論和主權學說相結合，但是他創立了“議會主權”學說，他認為：“立法權是享有權利來指導如何運用國家的力量保障這個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力”。“立法權是最高的權力”，“社會的任何成員或社會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它一切權力，都是從它獲得和隸屬于它的。”參看，[英]洛克：《政府論》，下篇，89—9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46]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33頁，商務印書館，1982。
[47]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116頁。
[48]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39頁。
[49]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39頁。
[50]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40-41頁。
[51]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78頁。
[52]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6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53] 關于盧梭的學說對于法國社會的影響，弗朗索瓦.傅勒在其名著《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中有這樣的評價：“天才的盧梭也許是思想史上最超前的天才了，因為他發明的（或揣測到的）東西后來糾纏了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他的政治思想提前建立了雅各賓主義和革命語言的概念框架，這首先是因為他的哲學前提（個人經由政治而得以實現），其次是在他那里，歷史行為新意識與人民本身行使主權的必要條件的理論分析嚴謹地結合起來了。其實盧梭沒有哪一方面該對法國大革命‘負責’，但的確是他無意之中制造了革命意識和革命實踐的文化材料。”參見，[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48頁。
[54] Elisabeth Zoller,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1999, p.183.
[55] V. S. Rials,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Paris, Hachette, 《Pluriel》,1988, p.369-373.
[56] 馬爾伯格(Raymond Carré de Malberg)的代表作有《國家基本原理研究》（Contribution à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Etat）、《法律，公意的表達》（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等，其理論和主張在法國二戰后依然有較大的影響，但是在法國之外則有些默默無聞。
[57] Carre de Malberg, 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é générale, p. 292；譯自John Bell, 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 p.25。轉引自張千帆：《西方憲政體系》，下冊•歐洲憲法，142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58] Elisabeth Zoller,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1999, p.183-184.
[59] Elisabeth Zoller, Droit constitutionnel, PUF,1999, p.185.
[60]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上冊，15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另外，關于孟德斯鳩對于法國憲法發展的影響在下文中有另有詳細交代。
[61] Pré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2nd Ed.), p. 266；譯自John：French Constitutional Law，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2, P23.
[62] Traité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2nd Ed.), p. 560；譯自Arthur von Mehren and James Gordley, Civil Law System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pp. 246-247。參見張千帆：《“認真對待憲法——論憲政審查的必要性與可行性”》，《中外法學》2003（5），560-580頁。
[63] 1958年憲法第34條第2款規定，下列各種事項由法律制定：公民權及有關行使公共自由權利的基本保障；公民本人及其財產對國防所應負的義務；國籍、個人身份及行為能力、婚姻、繼承及贈與；犯罪與違警之確定及其所適用的罪刑、刑事訴訟、大赦、新司法制度的創設及法官的地位；各種賦稅課稅基準、稅率及征收方式、貨幣發行制度。第3款規定，下列各項也由法律來加以規定：國會兩院及地方議會的選舉制度；各級公共機構的設置；國家文武官員之基本保障；企業國有化及公民營事業產權的轉移。第4款規定，下列事項的基本原則由法律規定：國防的一般組織；領土內團體的自治行政、權限及財源；教育；所有權制度、物權、民事及商事義務；勞工法、工會法及社會福利。第5款規定，財政法依據組織法所規定的條件規定國家財政的來源及支出。第7款規定，國家經濟及社會活動的目標由計劃法規定。第8款規定，本條有關事項得以組織法來明確規定或加以補充。
[64] Bertrand Mathieu, Michel Verpeaux, Droit constitutionne, PUF, 2004, p.592.
[65] 關于此機構的憲法設計及其實踐的詳細介紹與論述，見本文第四部分。
[66] Dominique Turpin,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 Son fole, sa jurisprudence, Hachette, 2000, p.106.
[67] 許振洲編著：《法國議會》，225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68] 2008年7月21日，法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以539票贊成、357票反對通過了第 2008-724號憲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n° 2008-724 du 23 juillet 2008），這是法國1958年憲法的第24次修改，其目的是實現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機構現代化，其中一些條款對于總統權力進行限制，而對議會權力則進行了擴充，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次憲法修改可謂是對議會權力的回歸。
[69] 李曉兵，《法國憲法委員會1971年“結社自由案”評析——法國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乎？》，《廈門大學法律評論》，總第18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70] [法]皮埃爾•特魯仕主編：《法國司法制度》，丁偉譯，1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71] 有學者對此做出的分析和解釋是：冉森派分子同巴黎高等法院中信奉法國天主教的法官、律師們形成了一個被稱為“冉森黨”的集團，并制定了一套高等法院的立憲主義理論，用以為高等法院自由審查國王的法令、通告和專利文書以及向國王“諍諫”等權利作傳統的辯護。1771年，為了粉碎高等法院對政府開征新稅的抵抗，首相莫普采取斷然措施，一舉逮捕和放逐了高等法院的130名成員，解散了巴黎高等法院和魯昂高等法院，改由國務會議來行使它們的職權。作者認為，冉森派和高等法院是站在沒落貴族的立場上批判專制主義的，這種批判不可避免地帶有保守的甚至反動的色彩。參看，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46-52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72] [法]讓•馬蒂耶：《法國史》，鄭德弟譯，120-122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73] Franç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Tome I – 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 Économica, 1997,p.8.
[74] [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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