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振亞 ]——(2014-3-6) / 已閱15224次
回到本文所列的三種情形中，在第一種情形下，由于房產登記在夫妻雙方名下，房產的登記權利人就是實際權利人，在夫妻單方處分該房產的情況下，第三人的善意根本無從產生，自無善意取得制度適用之余地。在第三種情形下，如前所述，如果處分人以夫妻雙方名義處分共有房產，應當通過無權代理、表見代理制度進行規范。如果處分人以自己的名義處分共有房產，雖然房產的登記權利人與實際權利人不一致，但處分人并非登記權利人，第三人不可能“相信”其為實際權利人，第三人的善意亦無從產生，善意取得制度亦無適用之余地。由此看來，善意取得制度只有在第二種情形，即共有房產登記在夫或妻一方名下，登記權利人將房產轉讓給第三人時，才有適用的可能。此種情形下，如果房產已經轉移登記在善意第三人名下，善意第三人可以根據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房產的所有權。
四、對我國夫妻共有財產制的反思
根據《物權法》第106條，第三人善意取得不動產的條件有三，即：受讓人受讓該不動時是善意的；以合理的價格轉讓；轉讓的不動產已經登記。但在實踐中，由于登記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登記權利人通過簽訂買賣合同的形式將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產轉讓給第三人，在尚未辦理變更登記時，夫妻另一方主張該買賣合同因未經其同意而無效，要求追回房產的情形大量存在。此時，基于登記的公示效力，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登記權利人有權處分房產，故其信賴利益已經產生，但由于此時房產尚未變更登記，第三人不能根據善意取得而獲得房產的所有權。同時，此種情形下，房產仍屬于夫妻共同財產，處分行為雖由登記權利人作出，但亦屬于無權處分。根據《合同法》第51條，如果處分人事后未取得處分權，且非登記權利人亦不予追認，那么處分人與第三人簽訂的合同便難謂有效，第三人亦難受到有效合同的保護。此時，便出現了對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利益應當保護而又無從保護的“兩難”困境，為了解決這種困境，首先便應當尋找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
根據《婚姻法》第17、18、19條之規定，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除雙方另有約定或者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歸夫妻共同所有。而根據《物權法》第9、23條之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動產的設立須經依法登記，動產的設立須經交付，始發生效力。對于動產而言，二者的沖突并不明顯，原因在于動產的價值一般較小，于夫妻共同生活影響不大，夫妻取得動產所有權或者對一般動產進行處分時，法律可以直接基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權而認定一方的行為對另一方產生效力。但對于不動產則不然，根據《婚姻法》的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購買的房產理應歸夫妻共有所有，但如果房產未依法登記的，根據《物權法》之規定，不動產物權不發生法律效力。此時，夫妻究竟是否取得該房產的所有權呢？不無疑問。而這也正是前文提出的登記權利人處分共有房產時，對善意第三人的信賴利益應當保護而又無法保護矛盾產生的根源。
對此，依照民法學界的通說，在調整夫妻關系上，《婚姻法》是特別法，《物權法》是一般法，《婚姻法》的規定屬于《物權法》第9、23條規定的“法律另有規定”的情形，故應當優先。[12]根據該種觀點，在本文所列第二種情形下，如果房產尚未轉移登記至第三人名下，第三人自不能通過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房產的所有權。同時，由于該房產被認定為夫妻共有房產，另一權利人自可以無權處分為由要求確認合同無效，進而行使追回權而追回房產，此時第三人的權利亦不能獲得有效合同的保護。如此以來，在未辦理過戶手續的情況下，第三人雖然基于相信不動產登記簿的公示公信力而產生一種合理的信賴，但此種信賴在夫妻借用夫妻財產共有制而任意變更合同時將變得一文不值，哪怕造成二者沖突的根本原因就是夫妻未依法律的相關規定對夫妻共有的房產進行正確的登記。第三人的利益雖然可以通過締約過失責任予以保護，但其保護力度顯然與雙方當事人的過錯程度嚴重不符，且有違民法公平正義的基本理念和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因此，對這種觀點實有檢討的必要。
筆者認為，就該兩部法律的關系來看，在傳統民法上，《婚姻法》作為親屬法的一部分，與《物權法》均屬民法分則篇，二者顯然并非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即便在我國將《婚姻法》作為民法的單行法的立法背景下，其與《物權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均有顯著不同，將其作為《物權法》的特別法，法律依據并不充分。同時，從這兩部法律關于財產所有權取得的規定上看，《婚姻法》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系出于立法政策上的考慮，系為了維護夫妻婚姻關系乃至家庭關系的穩定性，其立法的本意在于保證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享有平等的權利，該規定應當被限定在處理夫妻內部關系時適用，即當因婚姻關系解除而需要對夫妻共有財產進行分割時，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均視納入夫妻共有財產的范圍予以分割。《物權法》規定的不動產、動產的設立方法則重點是為了突出物權變動的公示公信力和對抗效力，其針對的應當是夫妻之外的“他人”，故該規定的適用范圍更應當被界定在夫妻因共有財產而對外發生糾紛時。從此種意義上講，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產在夫妻分割財產時，應當被確定為共有財產，自無問題。但如果其并未按照《物權法》的規定將房產登記在夫妻雙方名下，而是將房產登記在一方名下，應當認定為夫妻對共有財產的共同共有尚未具備一般意義上的公示公信力和對抗效力，即尚不可對抗善意第三人。當登記權利人將該房產轉讓給善意第三人而尚未完成轉移登記時，善意第三人亦可主張合同有效，因為此時登記權利人所為之“處分”雖因處分了夫妻另一方的權利而具有無權處分的性質，但從房產的公示效力上講，登記權利人所為之“處分”更應當界定為“有權處分”。
正是由于我國《婚姻法》未規定夫妻財產公示的對抗效力，才造成了其與《物權法》規定的沖突，以及對善意第三人信賴利益保護的失衡。因此，法律實有對夫妻共有財產的取得予以限制的必要。筆者建議對《婚姻法》進行修訂時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司法解釋時，應當規定“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取得的房產歸夫妻共同所有，但未依法進行登記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只有如此，才能厘清《婚姻法》與《物權法》相關規定之間的關系，并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予以充分的保護。
參考文獻
[1] 王澤鑒：《債法原理》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頁。
[2] 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四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
[3] 孫鵬：《論無權處分》，載《現代法學》2000年第4期。
[4] 韓世遠：《無權處分與合同效力》，載《人民法院報》1999年11月23日。
[5] 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條》， 載《人民法院報》，2000年1月8日。
[6] 劉貴祥：《論無權處分和善意取得的沖突和協調——以私賣夫妻共有房屋時買受人的保護為中心》，載《法學家》2011年第5期。
[7] 應當注意的是，盡管有的學者認為私賣共有物因出賣人是共有人之一，不屬于無權處分（參見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條》， 載《人民法院報》，2000年1月8日），但大多數學者均認為，至少在共同共有關系中，部分共有人處分共有物，構成無權處分。
[8] 有人認為，夫妻處分共有房產時，都沒有代理對方作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的權利，在對方沒有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擅自轉讓共有房屋的行為即構成無權代理，而非狹義上的無權處分（劉貴祥：《論無權處分和善意取得的沖突和協調》，載《法學家》2011年第5期）。該種觀點值得商榷。筆者認為，應當審查處分人究竟以何人名義進行處分，在其以自己名義進行處分時，屬于部分共同共有人處分共有財產的情形，應當認定為構成無權處分。
[9] 王利明：《試論我國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完善（上）》，載《求索》2001年第5期。
[10] 王澤鑒：《民法物權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頁。
[11] 詳見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頁。
[12] 王榮珍：《夫妻財產共有權取得的〈物權法〉適用問題》，載《法學雜志》2010年第10期。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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