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呈諭 ]——(2014-4-14) / 已閱13645次
4、社會捐贈合同為不要式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之外，社會捐贈合同為不要式合同，合同的安全指數與當事人的信譽相關。當事人可以根據其相互之間的信賴關系，采用書面形式或者口頭形式訂立皆可。
二、社會捐贈合同與其他特種贈與合同的區別
（一）社會捐贈合同與附負擔的贈與之區別
附負擔的贈與，是指以受贈人為一定得給付為條件，或者說受贈人接受贈與后需負擔一定義務的贈與。
1、受贈人有履行負擔的義務，贈與人可以請求其履行。目的性贈與情形中，受贈人的行為并非其義務，如果受贈人不履行，贈與人只能根據合同目的之不能而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2、負擔是從贈與財產中所為的給付行為，其給付的通常是有財產價值的給付。但是，目的性贈與中，受贈人的行為未必是財產上的，例如為求學而所得的幫助，求學這一行為并不是所謂的財產上的給付。
（二）社會捐贈合同與為公益事業目的的贈與合同之區別
為公益事業目的的捐贈合同，指的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了公益事業，自愿無償的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捐贈財產的行為。其與社會捐贈合同的主要區別有以下幾點：
1、是否具有人身性不同。社會捐贈是捐贈人基于對特定受捐助人的同情直接為之贈與的行為，具有很強的人身性；為公益事業目的的捐贈不是直接針對受助人，所以，從捐款的發生和使用情況來看，其不存在人身屬性。
2、合同性質不同。社會捐贈合同屬于特種贈與之中的一種，在法律適用上，多數援引合同法中有關贈與合同的規定，沒有特別法予之適用。為公益事業目的的捐贈屬于社會公益捐贈，是合同法中規定的三種特殊的贈與合同之中的一種。且法律上規定有特別法。
3、受捐助人的法律地位不同。社會捐贈合同過程中雖然牽涉三方關系人，但合同的主體是捐贈人和受捐助人，募捐發起人被認為是受捐助人的代理人。而為公益事業目的的捐贈合同的主體是募捐人和捐贈人，而受捐助人僅被認為是受益人。
（三）社會捐贈合同中三方關系人之間法律關系以及權利義務
1、社會捐贈合同中三方關系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社會捐贈合同涉及三方關系人，涉及三種法律關系，即捐贈人與受捐助人之間的社會捐贈合同法律效果歸屬關系，捐贈人與募捐發起人之間的直接代理行為法律關系，受捐助人和募捐發起人之間的代理權授予法律關系。在我國實踐以及理論研究中，對社會捐贈合同的主體認識有不一致的看法，有人認為社會捐贈合同的主體應為募捐發起人和捐贈人，筆者認為，如果將受捐助人排除在社會捐贈合同的主體之外，首先，不利于保護受捐助人的合法權益，也不符合社會捐贈合同的目的。如果受捐助人不是合同主體，那么其不能向后合同權利，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的債權是不完全的，很難受到應有的保護，例如，合同中的撤銷權、解除權、代位權等都因其不是主體而不能享有，此外，我國又沒有相應的規范保護受捐助人的利益，因而，排除受捐助人的主體地位是不當之舉，然，把募捐發起人作為受捐助人的代理人，代理受捐助人訂立合同等，則能更好的實現社會捐贈合同的目的。
2、社會捐贈合同中三方關系人的權利義務
（1）捐贈人的權利義務。首先，捐贈人的法定撤銷權。除我國《合同法》中關于贈與合同的相關規定外，當社會捐贈合同中，特定的目的不存在或者不能實現時，捐贈人有撤銷該合同的權利。其次，捐贈人的法定解除權。“贈與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得，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因窮困而得解除是捐贈人可行使的法定解除權。最后，對受捐助人適用捐贈財產的監督權。捐贈人對其財產使用情況有知情權，受捐助人應忍讓捐贈人對其的監督。捐贈人有接受政府和社會表彰的權利，有選擇是否公開捐贈行為的權利等等。捐贈人的義務：交付贈與物的義務。
（2）受捐助人的權利義務。受捐助人的權利：受贈人有無償取得贈與物的權利、按社會捐贈合同之目的處分所贈財物的權利等。受捐助人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所捐贈財產用途之義務，接受捐贈人對財產使用監督之義務，保證募捐倡議及相關信息真實之義務等等。
（3）募捐發起人的權利義務。募捐發起人的權利是代為發布募集公告或倡議的權利，接受贈與財產的權利，依誠信原則，披露受捐助人對捐贈財產使用情況的權利等等。募捐發起人的義務是親自代理募捐之義務，盡勤勉和忠實義務，積極行使代理權限，擔保信息可靠真實之義務，基于誠信原則，披露捐贈財產使用情況之義務等等。
四、社會捐贈合同之終止
合同是有期限民事法律行為，不能永續存在，正如法律哲學名句所言：“債權系法律世界之動態因素，合同死亡之基因，目的已達，即歸消滅。” 社會捐贈合同是民事合同之一種，既會由于合同的混同、履行、解除等原因終止，又有其特殊終止的緣由。
（一）捐贈人的法定之解除
我國《合同法》第195條明文規定：“贈與人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贈與義務。”實際上，這項條文賦予了捐贈人在窮困之際可以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之義務。但是，對于這項權利的性質認定，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魏振瀛先生主編的《民法》一書中，認定此項權利使贈與人行使法定撤銷權的事由； 王利明、房紹坤、王軼在其主編的《合同法》中，認定該權利為法定解除權； 而陳小君主編的《合同法學》中，認定其為贈與人處于經濟困難的窮困抗辯權。相比較而言，筆者更傾向于第二種觀點，其理由有以下幾點。
首先，捐贈人的法定撤銷權與法定解除權是不同的。第一，法定撤銷權與法定解除權的立法目的不同。前者主要是懲罰那些忘恩負義的受捐助人，使其得到的捐贈人所為之財產得以歸還，而后者主要是因為捐贈人自己的生活困難而無力幫助受捐助人，因而，不再履行其贈與義務。第二，法定撤銷權與法定解除權行使的法律效果有所不同。法定撤銷權一旦行使，其法律效果溯及既往，即使受捐助人得到了所贈之物，其依然得將所得利益返還。而法定解除權的效力是面向未來的，不溯及既往。即對未履行的義務予以免除，已經履行完畢的部分不再返還。
其次，捐贈人的法定解除權也抗辯權也是不同的。抗辯權的主要作用在于對抗，阻止他人行使權利，但是該權利并不消滅。第一，抗辯權的行使以請求權的存在為前提，并且需要提出請求為其必要條件，在沒有提出請求的條件下，抗辯權無法行使。我國《合同法》中第195條的規定中表明，贈與人不履行的法定事由只是因為贈與人經濟嚴重困難，并未顯示出是受贈人請求而贈與人拒絕這一層意思，所以，筆者認為該法律條文對這一權利的性質也是認定為法定解除權。
（二）捐贈人的法定撤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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