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仁文 ]——(2001-1-5) / 已閱8531次
法治進程中的語言建設
2001年1月5日 10:19 劉仁文
時下，“法治”這個題目正被以空前的深度和廣度在全社會加以討論，然而，與這種熱鬧氣氛形成對比的是，很少有人對法治進程中的語言建設給予應有的關注，其原因或許如梁治平君所言：“在中國的知識界，······法律人似乎并不關心一般知識分子所討論的問題，普通知識分子也不了解法律人所作的工作。”（《書齋與社會之間》，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頁）這實在是不應該的，因為“法學其實不過是一門法律語言學”（麥考密克語），對于法律職業者而言，“要想在與法律有關的職業中取得成功，你必須盡力培養自己掌握語言的能力”（丹寧語），而對于國家而言，“法律條文含義不清，罪文不明，足以使一個政府墮落到專制主義中去”（孟德斯鳩語）。
一部好的法律必是用詞準確、邏輯嚴謹、內容與形式俱佳的文獻，它不僅給法律的遵守和操作帶來極大的方便，而且給讀者以美感和享受。法國大作家司湯達在創作長篇小說《巴爾瑪修道院》時，每天清晨必讀幾頁《法國民法典》，以從中獲取運用藝術語言的靈感和啟迪。相反，一部語言粗糙、語法不全的法律，將不僅成為“法學幼稚”的佐證，而且會引起法律解讀和法治運作的不必要麻煩，破壞法律的嚴肅性和統一性。以修訂后的刑法為例，一方面，為了“保持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對刑法的原有規定，包括文字表述和量刑規定，原則上沒有問題的，盡量不作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王漢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的說明），致使原有的一些語言硬傷得以延續下來（但是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又確實是需要加以考慮的，由此看來，一個不經意的語法毛病，還真有可能給后來的法律修訂者帶來不小的難題，有時可能就不得不讓它成為永久的遺憾了），另一方面，由于修訂草案出臺倉促、修訂班子對法律語言的鮮有關注（實際上，包括許多參與起草和論證的刑法專家在內，即使想關注，他們又是否具備這方面的理論素養呢？），造成新刑法漏洞百出， “一些條文內容邏輯不嚴密，一些文字表述有語法問題”（范忠信：〈〈刑法典應力求垂范久遠——論修訂后的〈刑法〉的局限與缺陷〉〉，〈〈法學〉〉1997年第10期），“有的條文法律用語模糊導致罪狀難以理解，有的條文重復規定或者自相矛盾”（侯國云、白岫云：《新刑法疑難問題解析與適用》，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來自司法實踐的信息表明，當前新刑法在實施過程中所遇到的許多困惑，大多與立法用語的模糊不清有關，這又應驗了英國法學家、著名法官曼斯斐爾德勛爵的一句話：“世界上的大多數糾紛都是由詞語所引起的。”
不幸的是，刑法中的此類語言缺陷絕不是個別現象，相反，它是我國當前整體立法水平和法律面貌的一個縮影。從憲法到各部門法，從基本法到特別法，從法律到法規，語法不周、邏輯不嚴謹，或者語義不清、用詞不當、標點符號欠妥，或者句法不凝練、表述冗贅等，不說俯拾皆是，至少也是不乏其中。此種情形對法治的危害，如果說在目前法治的初始階段還不嚴重的話，那么，隨著法治向更高層次演進，其危害必將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
立法如此，司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以法院的判決書為例，在西方法治先進國家，一份判決書往往就是一篇說理透徹、論證嚴謹、法理氣息濃郁的高水平論文，而在我國，判決書制作粗糙、論證空疏、說理乏力早已成不爭事實，很多判決書常常對最需要加以詳細論證的判決理由一帶而過，隨即套用“上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與事實不符，不予采納”等格式化用語，此種判決書的公信力可想而知。正是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前不久下達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中，已明確將強化判決書的“說理”作為司法文書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而要強化判決書的“說理”，法官的語言功底就必須得到提升。
寫到這里，不由得想起兩件事情：一是1954年憲法制定時，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曾特聘葉圣陶、呂叔湘兩位文字專家為語文顧問，遇到文字上的問題，都請他們推敲；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大師治學錄〉〉中曾有關于呂叔湘先生的介紹，提到呂老曾被選為五屆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在立法中就一些法律草案進行文字上的把關。
由此得出的啟發是：在中國的法治進程中，法律語言建設應當靠兩方面的力量來完成，一是法律人自身在提高專業素質的同時，也要致力于語言修養的提高；二是語言學家們也不能不關心法律人所作的工作，將法律語言排除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只有經過法律人和語言學家的共同努力，法律語言才能成為但丁所推崇的那種“理想的語言”、“純凈的語言”，為國家法治建設和語言文字建設作出雙重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