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英輝 ]——(2000-11-5) / 已閱64374次
其次是源于法律淵源的不同。在法律淵源表現為成文法的大陸法系國家里，在法律上和訴訟理論上，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只能依據事實嚴格適用成文法，因而檢察官肩負起保證制定法在全國統一實施的責任就成為必然，賦予檢察官以法律監督權是成文法國家法制統一的需要。而在法律淵源以判例法為主的英美法系國家，法律體系是通過法官來創造和發展的，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一直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司法至上觀念的支配下，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權威是不能容忍有更上位的監督者的。檢察監督觀念與這種法官的崇高社會地位相抵觸，是不可能有生存的根基的。
再次是訴訟模式的差異。綜觀現代各國訴訟制度，雖然檢察官在法庭審判階段都承擔公訴職能，但因訴訟模式的不同，其履行支持公訴職能的方式自然存在著差異，檢察官作為公訴人在法庭上的訴訟地位也不盡相同。英美國家實行當事人主義，檢察官是作為一方當事人參加訴訟的，公訴人與被告人在法庭上訴訟地位對等。而大陸法系實行職權主義，不僅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消極地進行仲裁，而且公訴人在法庭上也是依法履行法律規定的各項訴訟職能的檢察機關的代表，檢察官在法庭上既是公訴人，又是法律監督者。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在法庭審理階段，充任國家公訴人，同時監督審判程序是否合法”（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頁。）。
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訴訟地位的這種不同，決定了在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官作為一方當事人，在法庭上只負責提出其所指控的事實和證明該事實的證據，以達到對被告定罪的目的，而不承擔提出有利于辯方的事實和證據的責任。而在大陸法系國家，公訴人不但要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和罪重的證據，同時還必須考慮對被告人無罪罪輕的有利的證據，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判決。例如，德國檢察機關“對判決的合法性負有監督職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案件審查起訴階段，檢察官不僅是指控被告的公訴人，而且是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保護者，檢察官負有全面收集證據，包括收集證明被告人有罪和無罪兩方面的證據的義務。法律要求檢察官遵守客觀中立原則而不是對抗被告人。因而有人認為在檢察機關與被告人關系上，檢察機關是中立機構。另一方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檢察官對證據及其認定的合法性，對判決的合法、公正性負有監督義務。”（注：中國檢察考察團《德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1期，第55頁。）
最后，是起訴傳統方面的原因。大陸法系國家比較早地確定了公訴制度，犯罪被認為是對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侵犯。“對每個犯罪行為，檢察院、警官原則性地負有展開偵查的義務。有足夠的行為嫌疑時，檢察院必須提起公訴。”（注：李昌珂譯《德國刑事訴訟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頁。）檢察機關是代表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對犯罪進行追訴的，沒有法律的允許，不能隨意處分自己的公訴權。雖然實行“起訴便宜主義”，但并非基于當事人處分主義，而是基于國家刑事政策方面的考慮。而英美法系國家傳統上訴訟理論將刑事訴訟視為與民事訴訟并無本質不同的訴訟，檢察官作為與民事訴訟原告地位相同的一方當事人，當然享有處分自己的實體權利和程序權利的自由。因而英美法系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遠遠大于大陸法系國家。
總之，特定的歷史起源、成文法的法律傳統、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共同決定了大陸法系檢察官是既是公訴人，又是法律監督者的一身二任的特殊角色，廣泛的職權范圍、高度集中的組織體系、法定的檢察官培養渠道、對檢察官良好的保障機制、檢察官優越的社會地位和檢察隊伍的穩定性，就成為大陸法系檢察機關的必然特征。而與這種廣泛的權限和崇高的社會地位相伴相生的防止權力濫用的必要性與起訴制度上的公訴傳統相結合，又使得對檢察官的裁量權進行嚴格限制成為必需。而英美法系則恰好相反，特定的歷史和現實鑄就了其檢察官相對單一的訴訟角色及與這種訴訟角色相適應的職權范圍的狹小、組織體系的松散、檢察官保障機制的缺乏和社會地位的相對低下，而當事人處分主義的訴訟理論決定了其廣泛的自由裁量權。
三、檢察機關發展的一般趨勢。
交通、通訊的進步和經濟、社會全球化的深入，使人們在相互交往中認識到：不同的檢察制度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因而自檢察制度產生之日起，不同的檢察制度之間就出現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的趨勢。這里，既有同一法系不同國家檢察制度之間的交互影響，也有不同法系檢察制度間的相互借鑒和吸收。在相互影響中，出現了一些共同的發展趨勢。
（一）檢察機關的職權范圍呈擴大趨勢
隨著社會經濟運行日趨復雜及維護國家和公益要求的因素的增加，各國政府均加強了對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干預。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實現社會控制的強有力的杠桿，其作用普遍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不僅在傳統上檢察機關職權范圍較大的大陸法系如此，而且傳統上檢察機關職權范圍較小的英美法系也逐漸加強了檢察機關干預社會生活的作用。具體表現為：
其一、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權進一步擴大。如前所述，大陸法系檢察機關職權范圍一直很廣。“法國檢察官在司法活動中，特別是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唯一介入全部司法程序的司法官員。
”（注：中國檢察考察團《法國的檢察制度》，
《人民檢察》1994年第12期，第54頁。）大陸法系國家檢察機關的這種作用仍在繼續加強。在傳統上職權較小的英美法系的檢察機關，其權力也由起訴階段向兩端即偵查階段和執行階段延伸，成為刑事訴訟中唯一的一個能參與各個階段訴訟活動的機關。以英國為例，根據1985年《犯罪起訴法》的規定，檢察機關獲得了一定的對警察偵查行為的監督和建議權。這種監督和建議權表現在：（1）“為了防止警方對應該提起訴訟的案件不予提起訴訟，法律要求警察局長將本轄區內的每一嚴重犯罪通知檢察官”（注：龍宗智《英國檢察制度的重大改革》，《人民檢察》1987年第6期，第31頁。）（2）“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要給予警察必要的司法建議；指導警察收集和發現充分的，能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注：程味秋《外國刑事訴訟法概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頁。）美國檢察機關的權力比英國大，有很大的偵查權和指揮偵查權。依據美國聯邦法典第28篇有關條款的規定，總檢察長“有權偵查政府官員的犯罪行為”。（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頁。）
聯邦檢察官“對在其司法區內實施的違反聯邦法律的犯罪行為，有權要求進行或繼續偵查。”（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頁。）
地方檢察機構的檢察官“可以要求警察繼續偵查”。（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頁。）
助理檢察官“在提起訴訟前調查犯罪事實，有些案件，首席檢察官可派本署偵查員參與偵查。”（注：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193頁。）
美國檢察機關還有監督獄務假釋事宜，聯邦總檢察長有權監督司法行政管理、監獄和其它懲辦機關。（注：程榮斌《檢察制度的理論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頁。）
其二、檢察機關的職能從刑事訴訟領域擴大到民事和行政訴訟領域。在傳統上，檢察機關一般只參與刑事訴訟活動。隨著社會生活的日趨復雜化和權利觀念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檢察機關開始比較廣泛地干預涉及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和行政訴訟。檢察機關有權干預民事訴訟的國家很多，如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希臘、瑞典、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芬蘭、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斯里蘭卡、布隆迪、烏干達、突尼斯等國，都在法律或判例中確認了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內容。英國法學家愛倫斯特·J·柯恩在《當事人》一書中寫道，在民事訴訟中，
“總檢察長在相當一部分案件中是必要的當事人。在其余的案件中他有權發表意見。在有關慈善事業管理的訴訟中，總檢察長作為王室代表，他是當然的當事人，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申請宣告合法的案件……。”（注：《國際比較法百科全書》第16卷第55頁，轉引自肖禾、楊志宏《外國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兩個特點》，《人民檢察》1989年第6期，第23頁。）在美國，
檢察官在民事訴訟中也享有廣泛的權力。如美國第72任總檢察官格里芬·B·貝爾這樣寫道，
美國聯邦政府檢察官可以“對政府主要合同中所產生的民事欺詐行為提出訴訟……。”（注：《美國司法部的機構與職能》第8頁，轉引自：王以真《外國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4年版，第198頁。）在行政訴訟方面，譬如在英國，
凡是涉及公共權利和利益的訴訟，并要頒布訓令或宣言加以保護的，必須有檢察長參加。英國檢察長在行政訴訟中既可能是原告人，也可能是被告人。檢察機關在行政訴訟中享有提起訴訟、參與訴訟、在法庭上發表評論、提出意見、向上級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訴、上訴或復審請求等的權力。
其三、檢察機關的職能從訴訟領域擴展到社會事務的其它方面。近幾十年來，隨著政府行政權力對社會生活干預的進一步加強，檢察機關干預一般社會事務的職能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如1981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的西班牙《檢察部組織章程》規定，檢察機關負責“為喪失能力或自己不能解決合法代理人的訴訟人，代理或提供保護，并促進建立民法規定的保護性機構及其它旨在保護未成年人和無人保護者的機構”。（注：《西班牙〈檢察部組織章程〉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7期，
第59頁。）葡萄牙檢察署也有廣泛的社會事務干預權，包括“……4、 促進和協調預防犯罪的工作；5、接受勞動者及其家屬的非官方委托，
維護其社會權利；……11、接受咨詢；12、法律規定的其它職權。”（注：《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4期，第58頁。）
（二）檢察機關獨立性增強
在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構架中，檢察權是行政權的一部分，因而司法獨立并不適用于檢察機關。但鑒于檢察機關在訴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國外學者均認識到檢察權與司法權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要想公正地實現司法權，公正妥當地行使檢察權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為要確保司法的獨立，必須保證檢察權對立法權及其它行政權的獨立。”（注：［日］伊藤榮樹《日本檢察廳法逐條解釋》，
中國檢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頁。）為此，
各國除了從人事制度上加強檢察官的獨立性和保障機制（關于這一點，將在其后闡述）以外，還從以下方面來保障檢察的獨立性。
其一，注重檢察機構的獨立性。這一點各國均如此。審檢合署的大陸法系國家越來越強調檢察機構應不受法院的影響，審檢分署的國家則強調檢察機關在執行業務時相對其主管機構應具有一定獨立性。在這方面，英國做得最為徹底。英國1985年《犯罪起訴法》建立了自成一體，完全獨立的檢察機構。全部檢察官屬于國家系統中的官員，實行自上而下的負責制，最上層的檢察機構通過總檢察長向議會負責。為了確保這種獨立性得以實現，英國檢察系統實行財政獨立，檢察機關經費獨立預算。這樣就使檢察機構完全擺脫了地方當局的控制和影響，也不受警方干涉。法國檢察官受司法部長的指揮和領導，但為了保證其相對獨立性，法律規定，最高檢察長處于獨立的法律地位，他不從屬于司法部長，他與最高法院院長同為國家最高司法官，是國家司法的總代表，其主要職責是對國家整體執法活動進行監督。檢察官承辦案件時享有獨立的公開指示權、表明個人態度權和拒絕停止追究指令權。（注：中國檢察考察團《法國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4年第12期，第54頁。）荷蘭法律規定，司法部一般不具體干涉檢察官辦案，但它有權就某一案件是否提起訴訟，向檢察官發出指令。（注：張仲芳《荷蘭的檢察制度》，《人民檢察》1995年第4期，第57頁。）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規定，
“檢察署獨立于其它中央及地方政權機構，享有獨立的地位。”（注：《葡萄牙〈檢察署組織法〉簡介》，《人民檢察》1996年第4期，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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