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相麗 ]——(2004-6-4) / 已閱9494次
罪與刑的沖突——對一起改判案件定罪與量刑的思考
張相麗 李翊
案情
李某（女，26歲）于2002年7月起在馮某（男，38歲）家做保姆并照顧孩子。其間，馮某與李某發生了兩性關系，并許諾與同居女友黎某分手后娶李某為妻。黎某懷疑該二人有不正當兩性關系，于同年9月24日上午，以馮某的名義將李某解雇。李某心存不滿，于當日12時許，到朝陽區小紅門鄉明園學校內，以馮某找女兒(4歲)馮某某為由,將馮某某從學校騙至豐臺區東鐵匠營橫七條44號院內其親屬處，后打公用電話讓馮將其的衣物要及補償費人民幣二萬元送到指定地點，否則將與馮的女兒一起死。當日16時許，公安人員接群眾舉報后將李某抓獲。
檢察機關以被告人李某涉嫌綁架罪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審理后作出了變更罪名的判決。一審判決認定：從犯罪形式上看，在主觀方面，被告人李某是為了向馮某索取補償費，盡管法律對此不予保護，但是在本質上屬于索取債務，而非勒索財物，因而不具備構成綁架罪的主觀故意；在客觀方面，根據本案的事發起因以及被告人李某犯罪的對象、騙走馮某某的經過、向馮某索要補償費的方式、數額等因素，被告人李某所實施的一系列行為不符合綁架罪的客觀特征，故本案的犯罪事實不符合綁架罪的構成要件。從犯罪的實質上看，根據我國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結合被告人李某的行為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本案的犯罪事實也不符合綁架罪的實質特征，而符合非法拘禁罪的實質特征。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之規定，判決被告人李某構成非法拘禁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罪名的差異？
差異遠不止于字面的不同，而源自于認識上的分歧。對于本案的定性問題，筆者贊同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罪名，李某一案應當屬于典型的綁架犯罪案件。理由在于：李某的行為完全符合綁架罪的犯罪構成。首先，主體上看，李系具備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成年人；從主觀故意上看，李某實施犯罪行為是由于受到馮某的欺騙，致使精神上遭受損害，但雙方之間并不存在明確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因此不具備索要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的前提條件，其索要錢財的行為就是一種勒索財物的行為；從客觀方面看，李某利用經常接送馮某女兒的便利條件，以欺騙的方法將馮某的女兒帶至其親屬住地，同時以馮某女兒的生命安全相要挾向被害人索要財物；從侵害的客體看，李某將不明實情的4歲幼童騙走，形成了以實力控制的事實，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其次，一審判決認定理由于法無據。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中所列舉的債務類型看，“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應當是客觀存在的、具有經濟價值或財產性利益的債務。李某索要的補償費，實際上屬于精神損失范疇，而我國現行法律中并沒有將精神損失規定為該債務之列；另一方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一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為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法院均不予受理，而馮某的行為在法律上還不足以進行否定性評價，由此產生的精神損失就更不應該納入刑事訴訟范圍內予以解決。因此，筆者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有失偏頗。
量刑的斟酌？
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關于非法拘禁罪的規定，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被告人李某可能判處的刑罰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的幅度范圍內；而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關于綁架罪的規定，被告人李某可能判處的刑罰最低刑為十年有期徒刑。從實現刑罰的公平性角度考慮，我們不妨回顧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的行為并在內心中重新加以衡量，不難發現：李某并不是一個利欲熏心、圖財害命的殘暴之徒，而只是一個在城市里默默打工、自食其力的無知女子。當自身權利遭受無理侵害的情況下，她遏止不住內心的憤怒，一時感情沖動實施了違法行為。根據刑法規定，量刑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并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刑罰。從本案看，被告人首先是初犯，其次沒有對幼童實施暴力或虐待行為，其犯罪的主觀故意并不惡劣，再次其實施的違法行為社會影響小，所實施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尚未達到惡劣的程度，如果對這樣一名女子處以最低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罰，明顯不太合乎情理，也違背了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因此，從量刑的角度出發，一審法院似乎實現了一定的公平。筆者不敢妄加揣測，一審法院作出變更罪名的判決的原因即在于無法協調定罪與量刑的公平。然而在現行刑法框架內，如果認定李某的行為構成綁架罪，的確面臨刑法分則條文所不能解決的困境。從現行刑法總則條文看，這個困境又似乎能迎刃而解：根據刑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又或者根據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筆者以為刑法總則的這兩個條款是對于分則罪名可能判處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制度的兩種救濟途徑。
然而，程序上的救濟遠沒有實體上的完善來的直接而深刻。從長遠角度考慮，隨著社會的發展，犯罪手段千變萬化，偵查技術也日斟完善，有些犯罪可能在行為之初就被遏止住，有些犯罪的情節、性質不似在當年立法之時那么惡劣，因而有必要對某些罪名的量刑幅度進一步完善。量刑必須嚴格遵照刑法，背離刑法僅僅追求刑罰一方面的公正，喪失的可能是整個刑事司法的公正。筆者以為，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在綁架罪的量刑幅度內增加一個較低的量刑幅度，從而在罪刑法定的基礎上實現司法公正，保證定罪與量刑的協調一致，不失為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筆者注：本案后經檢察機關抗訴，二審法院改判，確認被告人構成綁架罪，量刑上鑒于被告人犯罪情節顯著輕微，判處免于刑事處罰。
作者單位：朝陽區人民檢察院
張相麗 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檢察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李翊 法律政策研究室、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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