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培蔭 ]——(2004-10-28) / 已閱8702次
從本案看民事審判中的“不告不理”
(王培蔭）
基本案情：某甲等三人于2001年與所在村的村委會簽訂一份抵債協議，協議中約定村委會以該村一處水面若干年的承包收益來折抵村委會所欠某甲等三人的債務。（此前，協議中所涉及的債務已經過人民法院在另案中依法確認。）協議簽訂后，該村現任主任某乙，以該抵債協議侵犯其水面承包權為由起訴某甲等三人和村委會，訴稱某乙曾于1998年與該村村委會簽訂該水面的承包合同，合同至2002年屆滿；屆滿前的2000年，又與村委會續簽了承包合同，將承包合同的期限延至2007年。因此，上述某甲等三人與村委會的抵債協議侵犯了其權益，要求確認抵債協議無效并要求某甲等三人與村委會停止侵害。
判決結果：該案一審后，二審法院以違反程序為由發回重審，重審判決駁回某乙的訴訟請求，但在判決書中確認某甲等三人與村委會的抵債協議以及某乙與村委會續簽的承包協議均無效。重審后，在上訴期內，雙方均未提起上訴，判決已經生效。
申訴結果：某甲等三人在判決生效后，又依法向某中級法院申訴，要求撤消重審判決，確認某甲等三人與村委會的抵債協議合法有效。某中級法院以原重審判決駁回某乙的訴訟請求，依法確認某甲等三人與村委會的抵債協議因違反法律規定而無效，并無不當，因此駁回申訴請求。
分析：第一，某乙是否為合適的原告？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8條中規定：“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也即，對原告而言，無利益便無訴權。因此，提起確認之訴，原告必須首先有依法予以確認的法律利益的存在。對于利益的存在與否，有時很明確，但有時在法院未經審理前并不明確而需要通過審理方能確定。因此，原告在起訴階段提供給法院的證據材料應該包括：一是原告主張的實體權利義務或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消失的事實；另一個是原告主張的實體權利受到損害的事實或實體法律關系發生爭議的事實。就本案而言，屬確認之訴，確認某甲和村委會的抵債協議是否侵犯了某乙的承包經營權。某乙至少應提供兩方面的證據材料：第一，其與村委會續簽的水面承包合同有效；第二，某甲和村委會的抵債協議實際存在并損害了其合法權益。而第一個證據材料是確定某乙是否為合適的原告，是否享有訴權的先決條件。但是經過審理，法院認為，其與村委會續簽的水面承包合同無效。那么，某乙與甲和村委會的抵債協議之間無利害關系，依法不應享有原告的資格。
第二，法院的判決書是否違背“不告不理”的法理？
因為已經審理查明某乙跟某甲與村委會的抵債協議無利害關系，所以，法院依法駁回某乙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但是，問題在于，在已經確認某乙跟某甲和村委會的抵債協議之間并無利害關系的前提下，法院仍然確認某甲和村委會的抵債協議無效，是否違背了“不告不理”的法理？“不告不理”，簡單講，具體包括了下列情形：第一，沒有當事人起訴，就沒有審判；法院不得主動攬案。第二，不得超越當事人提出的訴愿裁判；法院不得超出或主動變更、替換訴訟標的而做出裁判。總之，“不告不理”是要求法院始終保持被動性和中立性。也要求法院避免對當事人訴權構成侵害，必須充分維護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當事人的訴權構成了對審判權的制約，即審判權的行使不得超越當事人訴訟請求的范圍：一方面，當事人的起訴對審判的啟動和結束起決定作用，不得主動審判當事人沒有提起的訴訟，即無起訴就無審判；另一方面，當事人的起訴對法院審判的范圍起決定作用，特別是法院不得逾越或脫離當事人的請求范圍而判決。
依據“不告不理”的法理，假如我主張某房產商與客戶簽訂的房屋買賣合同侵犯了我的房產權，而事實上我與該房屋買賣合同中的房屋毫不相干，也就是對該房屋買賣合同而言，沒有合適原告主張買賣合同無效的前提下，法院能否依所謂的“職權”認定該房屋買賣合同無效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然不能。再回到本案上來，假設法院在訴訟的立案階段已查明某乙與村委會續簽的承包合同無效，就表明某乙跟某甲與村委會抵債協議不存在利害關系，其不是合適的原告，應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假設法院經過審理，已經確認某乙與村委會續簽的承包合同無效，同樣表明某乙跟某甲與村委會抵債協議不存在利害關系，其不是合適的原告，應當依法駁回某乙的全部訴訟請求。而無論是不予受理，還是駁回起訴，都因為沒有合適的原告，所以對某甲與村委會抵債協議的有效性問題，在沒有合適原告告訴的前提下，法院均無權做出任何判斷。
（ 王培蔭 武漢大學法學院 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