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5-9-24) / 已閱6732次
王斌余案：貼標簽與站好隊
楊 濤
“王斌余把我們的社會撕裂成了兩半”，有人在報紙這樣驚呼。是的，圍繞著該不該判處王斌余死刑，整個網絡分成了兩大陣營，相互打起了口水仗，互不相當，互相指責。
有相反的意見，并展開辯論，這在一個法治的社會，本來是一個極為正常的現象。不過，吊脆的卻是，對王斌余案件的討論，從開頭就沒有進入一個正常的軌道，大多數人僅僅關注的王斌余“農民工”身份的本身，因為他是一個農民工，所以他就是一個弱者，進而為弱者說話就代表著正義。換句話說，只要一個人貼上了“農民工”的身份標簽，那么他所作的事情都可能是弱者在維權，支持他就意味著道德正確。至于王斌余殺死的是什么人并不重要，當時是為什么引發殺人的細節并不重要，整個殺人的過程也不重要，被殺人的四條鮮活的生命當然更不會納入他們的視野。因為他具有了“農民工”的身份標簽，所有為王斌余說話的人都有了道德上的優越感。
進而，在身份標簽的強大的暗示效應面前，網絡社會相當多的人開始放棄思考，放棄對于這個案件中具體細節的思考，放棄對這個案件中的法律問題的思索，放棄案件的社會的成因和對社會制度的拷問。他們開始選擇在身份標簽的后面進行自動的站好隊，站好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個社會同情弱者的人總是占大多數，而王斌余已經由“農民工”的標簽賦予了其弱者的身份，那么所有認為自己道德上應當有優越感的人都會站在支持不判處王斌余死刑的一邊。當然，也有相當多的人也許本來是要從個案中的具體細節來考慮王斌余這個社會弱者在本案中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但他們害怕孤單，他們害怕自己在網絡社會遭人嫌棄，他們也要爭取道德的優越感，于是也選擇了站在支持者的一邊。
曾幾何時，我們看到了這種身份標簽的滿天飛；曾幾何時，我們看到了洶涌的網絡人流急不可待的站隊的情形。當年，劉涌的犯罪事實罪該不該死同樣對于許多人來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貼上了“黑社會”的身份的標簽，于是他可以在人們并不需要看他的具體犯罪事實時候，他就注定了應當死，人們也早就在這個標簽指引下自動站好了隊。盡管，這里我重申，我認為改判他死刑并沒有錯。
身份的標簽是重要的，用這種身份的標簽初步來識別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有益的，但用身份的標簽而拋開具體的事實與案情，來識別具體的個人的善惡與事情的對錯是可怕的，用這種身份的標簽決定站隊立場正確與否的標準更是恐怖的。身份的標簽往往培養人一種非常簡單的是非善惡的觀念和標準，往往讓人陷入一種非常偏執的思維，使身份與人的行為完全等同，并且一旦他們的思維形成，即使事實發展并不是其原先所說的一樣，他們仍將固執已見利用各種理由來維護自己先前的觀點，貼身份的標簽的意識常常讓人失去反思的精神。如果我們不想讓我們的生活重新陷入浩劫中，請記住，“文革”期間我們的前輩做的事情，“地富反壞右”這樣的標簽使得他們所有的行為都被評判為都是反人民的，當然摧殘這些人從精神到肉體的所有行為都認為是光榮與正確的，后來發展到極至便是“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我們都不想過“文革”那種人性被摧殘的生活，但是如果我們不去挖出那些讓我們曾經陷入黑暗的根子和幽靈，我們很難說我們永遠逃脫了那種夢魘，也很難說我們思想和社會文明有了進步。然而，眼下，我還看不到貼標簽與站好隊的思維有好轉的跡象，隨著媒體對王斌余案件報道的深入，案情越來越清楚，在一些學者也逐步修正自己一些與事實不相符的觀點的同時，大多數原先支持不判處王斌余死刑的人仍然至事實于不顧，以王斌余殺死的是包工頭的“狗腿子”，王斌余是梁山好漢為其強詞奪理。看來，判不判處王斌余死刑真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要扭轉國人戴上有色眼鏡，見人就貼標簽，而后匆匆站好隊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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