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6-1-3) / 已閱8815次
法律的歸法律 道義的歸道義
楊濤
臨湘市原副市長余斌涉嫌受賄一案，在今年3月10日二審開庭后，目前仍在進一步審理中。據檢察機關指控，余斌在任教育局長、副市長期間，先后9次收受賄賂共22.5萬元。與大多數受賄案不同的是，在該案審理過程中，被告及其辯護人提出，從2002年開始，被告私自收受的大部分錢財已在案發前以單位名義用于幫助下崗工人過年、支援貧困鄉鎮水利建設等。一時間，“余斌將私受錢財用于公務是否屬于受賄”成了爭議的焦點。（5月24日《東方新報》）。
將受賄或貪污所得用于公務、公益捐贈是否構成犯罪，在理論上根本不是一個問題。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正是一些檢察機關和法院將這些錢從犯罪中剔除的錯誤做法，才引發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因此，有必要正確厘定這一行為的性質。
首先，從犯罪構成來分析，以受賄罪為例，所謂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所以說，行為人一旦非法收受了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了利益的或者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了他人財物，就構成受賄既遂。至于行為人將其犯罪所得用于生活揮霍還是公務、公益捐贈，那是其對犯罪所得如何處置的問題，并不影響犯罪構成，至多反映其主觀惡性的大小，可以在量刑上考慮是否從輕。
其次，如果這種受賄或貪污所得僅僅因為用于了公務或公益捐贈這種所謂“高尚”目的，可以不以犯罪論處的話，那等于在鼓勵人們可以用非法的手段去達到所謂的“高尚”的目的，換句話說，為了達到實體正義，可以犧牲任何程序正義。那么，為了公益捐贈、扶貧，人們也可以去盜竊、詐騙和搶劫，某個人因為有不法行為，任何人都可以將其監禁甚至處死。如此一來，在一個“俠盜橫行”的社會，根本就沒有秩序和安全可言，也與現代法治社會追求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再次，如果將這種行為不認定為犯罪，將給貪官以可趁之機，使我們打擊腐敗異常艱難。任何犯罪都存在一定“黑數”，不能完全查清，對于貪污受賄這些往往是“一對一”的職務犯罪更是如此，能被查出的比其實際收受的數額通常要少得多。因此，貪官們可以時不時用貪污受賄所得用于公務或公益捐贈，一旦被查處就辯解說用在這些用途了，而貨幣是一般等價物，根本無法區分受賄所得那筆錢是否就是用于公務或公益捐贈那一筆，貪官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逃避打擊。當年，在一些地方風靡一時的“廉政帳戶”，正因為也存在這種弊端，才逐步退出歷史的舞臺。
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盜竊犯，僅僅因為他所偷的錢用于了扶貧，檢察官就應當考慮不起訴他，法官就應當不判他的刑。那么，對于貪官這種同樣性質的行為，為什么我們總是這么仁慈地要考慮不給他定罪呢？這是不是因為他們曾經有過的官員身份，過多地考慮對其的法外開恩呢？那這是不是對其他沒有官員身份的犯罪嫌疑人的一種身份歧視呢？不過，讓我們記住，貪官也是人，是人就有性惡也有性善的一面，大貪官李真也經常在下鄉時，自己掏錢給一些貧窮的農民呢？因此，他們非法收受財物，犯了罪，應當受到法律的懲罰；而他們發了善心，進行了公益捐贈，也表明了其在道義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法律的歸法律，道義的歸道義，兩者涇渭分明，不可混作一談。
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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