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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馬錦善 ]——(2006-7-14) / 已閱17941次

    試論我國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


    作者:馬錦善


                 

    論文提要:

    我國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啟動主體具有多元化、職權化的特點,造成訴訟秩序混亂,終審裁判的既判力不穩定,司法權威不彰,最終導致當事人無限申訴,法院無限再審的局面,因此,從改革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入手,取消人民檢察院以抗訴方式啟動再審程序的權力,嚴格限制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的權力,確立以當事人提出申請再審為前提、原審生效裁判的上一級人民法院審查啟動再審程序的聯動機制。
    關鍵詞:民事審判監督程序 啟動主體 弊端 
    審判監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當事人,認為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及調解協議確有錯誤而提起或申請再審,由人民法院對案件進行審理時所適用的訴訟程序。①它是一種非通常訴訟程序,是一種事后救濟程序,因此,又稱為再審程序。審判監督程序設置的目的在于維護訴訟或裁判的正確性。它在我國民事訴訟司法實踐中,對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證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合法性,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確保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和審判方式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存在自身制度設計理念的不合理和制度的缺陷日益凸現,其體現在強化有錯必糾,卻忽視了裁判的既判力,忽視了民事訴訟自身的規律,其中我國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的多元化、職權化,可以說是導致目前審判監督程序中“無限申訴,無限再審”的主要原因,造成了法院的裁判飄搖不定,司法權威不彰,受到了學術界和實務界的一致評擊,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對此,筆者擬就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的改革做一些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我國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的規定及弊端。
    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啟動主體是指有權啟動民事再審程序的主體。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有權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是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和審判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上級人民檢察院以及符合申請再審條件的當事人。②上述主體主要規定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一百七十八條和一百八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了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和審判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級人民法院提起再審程序的權力,是人民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履行法院系統的內部監督而依職權提起民事再審程序。第一百七十八條規定了當事人可以申請再審的權力。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上級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履行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而行使民事抗訴的權力。第一百七十七條、一百八十五條規定的啟動再審程序完全是依職權行使,而不是依當事人的意愿,并且作出生效裁判的本級人民法院及上級人民法院、上級人民檢察院均有權啟動,且再審的時間、次數亦無任何限制。我國現行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顯著的多元化和職權化的特點造成了許多弊端:
    (一)再審程序啟動主體的多元化和職權化,嚴重損害了司法權威。司法是法律正義的最終守護神,法律的至高無上是通過司法權威來體現。沒有司法權威,法律至上將是一句空話;沒有司法權威,國家法律的統一也將遙遙無期;沒有司法權威,法院的生效裁判將因為有履行條件的義務人拒絕履行而失去意義;沒有司法權威,也就沒有司法公正可言。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審判權作為審理和裁判訴訟案件的國家權力,其行使不應受到任何外在權力的干涉,一旦審判權受到影響或威脅,將從根本上動搖審判權的終局性和權威性,其結果必然是損害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目前影響司法權威的因素除裁判的案件確有少部分錯誤,法官隊伍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外,筆者認為最主要的是立法體制上的原因。因為實體公正本身就是一種相對的公正,對同一法律現象,由于人的認知和價值取向的差異,不同的個體站在不同的角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可能都有不同的評判,即使是資深法官或法學家內部同樣會有分歧,而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作出評價的依據和標準可能也會發生變化,故法官依據庭審證據堆砌起來確認的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有偏差肯定是在所難免。因此,美國聯邦法院一位大法官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享有終審權并非是由于我們的判決總是正確的,正好相反,我們的判決被認為是正確的,就是因為我們享有終審權”。但現行的審判監督程序是以“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為指導思想,為落實這一指導思想,現行《民事訴訟法》對啟動再審程序主體采用前蘇聯計劃經濟時代的多元化和職權化訴訟模式,除人民法院有依職權直接啟動再審程序外,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人民法院都應當再審;還有當事人認為案件有錯誤,也可以申請再審,而再審案件均應中止原判決的執行。然而,這一方式并沒有產生預期效果,反而使有些不必要進行再審的案件卻拿來再審,甚至出現多次抗訴,多次再審,使本是一樁普通民事案件卻要歷經幾年時間,幾級檢察院抗訴,打遍幾級法院,幾次判決,甚至出現多個終審判決的局面,出現 “一個案子可以像翻燒餅一樣翻很多次”。③這些反常現象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司法資源,而且動搖二審終審制度,使終審裁判的既判力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受到沖擊,社會公正與正義受到嚴重損害,嚴重降低了我國司法機關在當事人心目中的公信度和權威。因此,“提起再審程序主體的多元化,是導致法院裁判沒有司法權威和再審程序混亂的主要原因�!雹�
    (二)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多元化、職權化以及由原審人民法院進行再審,造成再審程序混亂,司法資源浪費。由于現行的審判監督制度啟動主體多元化、職權化,啟動再審理由寬泛、模糊,啟動再審程序隨意性大,總是讓當事人存在希望。而只要有一線希望,一些當事人總是千方百計地啟動再審;同時,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都可以不依當事人意愿自行啟動再審程序,強行燃起當事人已平息的糾紛。這種沒有嚴格限制的再審制度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出現頻繁再審就成為必然。啟動再審后,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再審案件一般依照原審程序進行審理。也就是說,原來是第一審審結的,再審時適用第一審普通程序進行審理(最高人民法院或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除外),經過再審后所作的判決、裁定,當事人不服可以上訴;原來是第二審審結的,再審時仍適用第二審程序進行審理,審理終結所作的裁判是終審裁判,當事人不得上訴。而由于當事人對原審法院的信任度本身就存有疑問,一旦再審判決對一方當事人不利就會上訴(原第一審審結的案件)或再次申訴,或到人大、政協上訪,或由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甚至求助新聞媒體,大肆炒作。迫于種種壓力,人民法院在現行審判監督制度和當事人反復申訴的情況下,不得不一次次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法院不僅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浪費有限的國家司法資源,而且使兩審終審制度形同虛設。
    (三)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職權啟動再審干預了當事人依法行使處分權。由于我國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受前蘇聯訴訟體制的影響,再審程序啟動主體職權化嚴重,賦予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啟動再審程序相當大的決定權,卻忽視當事人的地位和作用,忽視了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那怕是當事人不愿意提起再審,法院或檢察院都可以自行啟動再審程序,以國家公權力強行干預當事人的私權利,侵害了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
    二、對我國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的理性反思及改革構想
    如上所述,現行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的多元化、職權化的弊端日漸凸顯,嚴重影響了司法權威和終審裁判的穩定,因此,改革現行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已迫在眉睫。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及司法實務界對改革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的呼聲日漸高漲。筆者認為,從既要維護司法權威、安定法院終審裁判的既判力,又能依法糾借,尊重當事人處分權,經濟合理地利用司法資源原則方面出發,借鑒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立法精神,大膽改革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啟動主體:取消檢察機關以抗訴方式啟動民事再審程序的權力,確立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為前提、人民法院審查的啟動再審程序機制,嚴格限制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民事再審程序的權力。
    (一)取消人民檢察院以抗訴方式啟動民事再審程序的權力
    我國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人民檢察院對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督的主要方式是民事抗訴�?乖V是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裁定,認為有錯誤,依法提請人民法院重新審理的訴訟行為。我國民事抗訴制度的設計,是計劃經濟時代和糾問式訴訟方式時代的產物,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審判方式的改革,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啟動再審違背了法律的公平性、正當性、合理性要求,從而導致“在司法實踐中,民事抗訴權的行使已越來越背離民事訴訟的基本原理”。⑤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人民檢察院以抗訴方式啟動民事再審程序干預了人民法院獨立審判權,違背了法律的正當性要求。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了法院享有獨立審判權,任何行政機關、團體、個人不得干涉;同時,根據《憲法》的規定,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它的職能應是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維護國家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證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它享有公權力,行使公權力,它對法院審判活動和適用法律情況的監督,“只能對法官個人的違法違紀行為實施監督,而不能將法官對案件的審理和裁判活動納入其監督的范圍”。⑥在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后,由于人民檢察院既不是民事案件一方當事人,也不參與案件的審理過程,從司法實踐來看,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案件來源絕大多數是通過當事人申訴引起的,當事人反映的材料一般具有片面性,人民檢察院以終審判決不當為由而采用強硬的手段(抗訴)要求法院再審,不僅破壞了二審終審制,而且是以檢察權對法院獨立審判權進行干預,成為比審判權更大的一種權力,違背了法律的正當性要求和法律的本意,且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有部分最終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嚴重損害了司法權威。如果檢察機關發現個別案件確有錯誤,確實需要糾正的,可以通過內部提出檢察建議予以解決,這樣既能維護司法權威,又能解決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中尷尬的地位。
    2、人民檢察院以抗訴方式啟動民事再審程序破壞民事案件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原則,違背了法律的公平性要求。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抗訴一般是以一方當事人申訴為依托,而人民檢察院為證明其抗訴理由成立,就有可能收集相關證據材料,為一方當事人代行舉證責任;同時,在再審過程中,不管人民檢察院是否派員出庭參加庭審活動,其往往對另一方當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特別是在現代訴辯審判方式下,在抗訴機關派員出庭,而另一方當事人文化素質較低、又沒有訴訟代理人的案件,往往會使訴辯雙方的訴訟地位傾向一方,嚴重破壞了民事訴訟當事人訴訟地位平等的原則,從而客觀上造成了人民檢察院站在一方當事人的立場上反對另一方當事人,以法律賦予的公權力謀取一方當事人的利益,違背了法律的公平性要求。
    3、人民檢察院以抗訴方式啟動民事再審程序侵犯民事案件當事人處分權原則,造成司法資源浪費,違背了法律的合理性要求。民法屬于私法范疇,當事人出于訴訟成本考慮,即使認為終審裁判有錯,都不愿申請再審,如果檢察院不顧當事人意愿而提出抗訴,那么,顯違民法理論中當事人處分原則,且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復勞動及司法源浪費,違背了法律的合理性要求。
    (二)確立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為前提、原審生效裁判的上一級人民法院審查啟動再審程序的聯動機制
    訴權是國民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民事訴權是國民請求法院行使審判權解決民事糾紛或保護民事權益的權利。訴權行使所啟動的是一個案件(或糾紛)的訴訟程序,一審程序、上訴程序和再審程序組成了一個案件(或糾紛)的訴訟程序。提起再審并不是訴權的再次行使。⑦可見申請再審不是必然引起再審的啟動,具有或然性。實務中,頻繁啟動再審程序,應該說與我們將申請再審權利化的錯誤觀念有關。⑧因此,根據審判監督程序的特殊性和規律性,確立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為前提、原審生效裁判的上一級人民法院審查啟動再審程序的聯動機制,既能充分尊重當事人處分原則、糾正確有錯誤的裁判,又能有效地克服訴訟秩序混亂和司法資源浪費的問題,實現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司法公正是以程序公正為基礎,以實體公正為依歸。裁判的權威性體現在裁判的最終性和不可爭執性。當事人當初向法院起訴的有爭議的法律關系一旦經法院終審裁判所確定,就意味著當事人和法院均受法院終審裁判的既判力所約束力,禁止當事人和法院就既判事項再行起訴和重復審判,同時,禁止除法院之外的任何權力中止其效力。對于生效裁判如果允許法院之外的外力而中止其效力,顯然有違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和法律的統一性要求。但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依據有限理性作出的任何一個判斷都不能保證它是絕對正確的,如果對確有錯誤的裁判在一定范圍內不能得到糾正,又顯違司法公正的要求,因此,為了糾正錯誤司法裁判,法院再審制度才成為必要,并通過法院再審機制對司法裁判錯誤加以補救。然而,當事人申請再審已不屬訴權的再次行使,啟動再審是審判機關自身行使糾錯的一種功能,應由有審判監督權的上一級人民法院行使。又由于民法屬于私法范疇,民事訴訟活動應當遵循當事人處分原則, 當事人對生效裁判如果沒有提出再審請求,表明當事人已自愿接受裁判的約束,因此,即使生效裁判確有錯誤,原則上,人民法院不應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故確立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為前提、原審生效裁判的上一級人民法院審查啟動再審程序的聯動機制,既能很好地解決當事人處分權與法院審判權之間的矛盾,又能糾正確有錯誤的裁判,達到司法公正的目的,維護司法權威。
    2、符合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要求。申訴權是公民的憲法性權利。當事人申請再審,是指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認為有錯誤,向原審人民法院或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再次審理并加以改判的訴訟行為。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再審,其目的是使錯誤的裁判得以糾正,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公民申訴權在民事訴訟中的延伸和發展。由于當事人申請再審并不是訴權的再次行使,而是引起再審程序的一種因素,其與當事人的起訴權和上訴權有著本質的區別,當事人申請再審不等于啟動再審。因為審判權是法院或法官對案件進行審理和裁判的權力。從其具體權能上看,審判權可以分為調查權、傳喚權、取證權、強制措施權、詢問權、程序控制權等維護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或推動訴訟程序的權力。⑨審判權及其推動訴訟程序的權力當然及于審判監督程序。由于審判監督程序是一種非通常訴訟程序,是對生效的裁判的再次審理,其實質上是對法院終審制度的一種否定,因此,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除有權對審判進行監督的上級法院行使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個人(包括當事人)都無權行使,否則是對審判權進行干涉。如果將當事人作為啟動再審程序的單一主體,那么,即使法律規定當事人申請再審事由多么詳盡,也就不可能排除一些當事人為個人目的而濫用甚至惡意利用這種權利,無理纏訴,更為甚者,一些當事人在生效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后因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另行分配時,為了拖延執行就會不擇手段申請再審,出現由當事人行使審判職能,使再審成為事實上的三審,一審、二審成為再審的預審階段,使法院裁判的既判力處于不安定狀態,二審終審制就不復存在,司法權威就會蕩然無存。因此,欲保證法院終審裁判的權威,就必須通過國家審判權合理限制當事人的申訴權,合理限制再審程序的啟動,由法院對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合法性進行審查,由人民法院決定是否啟動再審程序就具有當然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使當事人申訴權與法院審判權找到平衡點。
    3、符合當事人處分權原則和訴訟效益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規定了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處分原則作為我國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之一,貫穿于整個民事訴訟的全過程,這一原則理應得到法院的尊重。只要不涉及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民事訴訟當事人可以在私權范圍內自由地處分自己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民事審判監督程序雖作為民事訴訟中的糾錯程序,同樣應當遵循這一原則。司法實踐證明,隨著國民法制觀念和權利意識的逐步提高,國家法制建設逐步完善,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入,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一般都能夠較好地正確處分自己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同時,綜觀實行再審制度的國家,大多數是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為啟動再審程序的前提,因此,確立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為前提、原審生效裁判的上一級人民法院審查啟動再審程序的聯動機制,具有以下功效:一是使當事人處分權得到充分尊重,使符合法律規定申請再審條件的案件當事人有權選擇再審或不再審,避免法院依職權干預當事人處分權,浪費國家有限的司法資源,但最高人民法院審結的案件當事人不得申請再審,因為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具有終局性和最高權威性,不容質疑;二是使不符合再審條件的案件不進入再審程序,避免當事人無理纏訴,無謂浪費訴訟資源;三是符合審判監督的要求,因為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具有監督職能,而原審法院不具有自我監督職能,且原審法院的法官因受外來的種種因素影響,難以處于中立地位審理,使當事人對原審法院作出的再審判決的公正性產生合理懷疑,容易造成當事人上訴或不斷申訴、上訪,增加訴訟成本,相反,當事人對上級法院作出的再審判決則相對較好,容易接受;四是容易保證法律適用的一致性和實現一次再審,因為上級法院整體素質相對高過下級法院,對法律的適用容易達到一致,能夠避免因法律適用不一而導致當事人上訴或不斷申訴、上訪,增加訴訟成本。
    (三)嚴格限制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的權力
    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發現生效的裁判“確有錯誤,認為需要再審”,就可以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由于民事案件屬私法范疇,當事人對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享有完全處分權,因此,法院應當尊重當事人這一處分原則。裁判生效后,即使當事人認為裁判有錯誤,但未提出再審,即表明其承認該裁判的效力,雙方的訟爭已歸于消滅,如果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將使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又重新處于不確定狀態,明顯是侵犯了當事人的處分權,同時不符合法院在訴訟中處于中立性和被動性的要求,因此,取消原審生效裁判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的權力,且在一般情況下,上級人民法院不得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但有以下三種情形,上級人民法院得以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1、涉及生效裁判結果或調解書嚴重損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2、生效裁判或調解書損害第三方利益但當事人沒有提出再審請求而第三方提出異議的民事案件;3、就同一法律事實或同一法律關系,存在兩個相互矛盾的生效裁判文書或調解書而當事人沒有提出再審請求的民事案件。因為人民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權益是法院的基本職能之一,啟動再審亦是人民法院履行審判權的職責要求,當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嚴重侵害時,國家審判機關就有義務主動行使職權,保證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得到合理實現;同時,在案件當事人以合法形式損害第三人利益或對同一法律事實或同一法律關系出現相互矛盾的生效裁判文書時,法院得以依職權干預,以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如出現第1、2種情形,由原生效裁判的上一級人民法院作為啟動再審主體;如出現第3種情形,如生效裁判法律文書是由同一法院作出的,則由其上一級法院作為啟動再審主體,如是由不同法院作出的,則由其共同上級人民法院作為啟動再審主體。

    參考文獻:

    ①江偉:《民事訴訟法學》,北京:中央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5,P267;

    ②江偉:《民事訴訟法學》,北京:中央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5,P269;

    ③萬鄂湘:“入世與我國的司法改革”,《訴訟法學》, 2001年第10期;

    ④華璞:“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改革思考”,人民法院報,2001.05.07;

    ⑤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審判監督庭:“關于民事抗訴制度若干法律問題的調查分析”;

    ⑥黃松有:“檢察監督與審判獨立”,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79頁;

    ⑦邵明:“民事訴權釋論”,中國訴訟法律網,2005.03.04;

    ⑧薩仁、李金鎖:“談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重新定位”,《人民司法》,2002年第二期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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