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貝爾認為，現今的女性主義法學界沒能有力地回應女性生活中所面臨的嚴酷現實。她認為，女性主義學者們從主流的智識辯論中抽身出來，反而把自己邊緣化了。在本書中，貝爾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新的女性主義法學框架——這一框架通過創造性的方式將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結合，重新煥發了女性主義的實用價值。
傳統的女性主義理論認為，法律體系具有男性偏見，我們必須更多地幫助女性對抗暴力，克服政治的、法律的和社會的各種不利境況。貝爾從這一前提出發，認為傳統的女性主義理論對這一偏見的處理可謂“矯枉過正”。她們過于強調制度體系中不利于女性的那些方面，卻對于如何利用這一制度體系提升女性權益缺乏洞見，并且使傳統學者忽視了女性主義議題的合法化、正當化。更糟糕的是，原本是傳統法律理論的先天性缺陷導致了偏見的存在，女性主義者們卻錯誤地將偏見產生的原因歸結于自由主義，認為自由主義過分關注個人... (展開全部) 朱迪斯·貝爾認為，現今的女性主義法學界沒能有力地回應女性生活中所面臨的嚴酷現實。她認為，女性主義學者們從主流的智識辯論中抽身出來，反而把自己邊緣化了。在本書中，貝爾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新的女性主義法學框架——這一框架通過創造性的方式將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結合，重新煥發了女性主義的實用價值。
傳統的女性主義理論認為，法律體系具有男性偏見，我們必須更多地幫助女性對抗暴力，克服政治的、法律的和社會的各種不利境況。貝爾從這一前提出發，認為傳統的女性主義理論對這一偏見的處理可謂“矯枉過正”。她們過于強調制度體系中不利于女性的那些方面，卻對于如何利用這一制度體系提升女性權益缺乏洞見，并且使傳統學者忽視了女性主義議題的合法化、正當化。更糟糕的是，原本是傳統法律理論的先天性缺陷導致了偏見的存在，女性主義者們卻錯誤地將偏見產生的原因歸結于自由主義，認為自由主義過分關注個人自由，忽略了個人責任。而貝爾認為，自由主義就建基于個人責任之上，而這一前提也成為男性和男性組織為他們的行為作辯護的有力智識基礎。貝爾提到，傳統的女性主義路徑導致了對諸如“男性與女性的特征性差異”之類的抽象問題無休止的爭論，而沒能集中力量去解決法律體系中的核心矛盾。因此，她通過對憲法性解釋、生育選擇和胎兒保護等法律問題的關注，圍繞傳統理論的三大中心元素——平等、權利和責任——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女性主義解釋體系。貝爾將她的理論稱之為“后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這一法律進路不僅賦予個體自由以價值，也認識到我們為滿足個體訴求——這訴求對男性和女性來說可能各不相同——所擔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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