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自寧 ]——(2013-3-13) / 已閱16493次
[12] 作為例外，條例發布后，確有新聞報道注意到這一條文，并將之與該條例有關“公眾參與”的規定并列，稱為該條例的“第二大亮點”。http://news.sohu.com/20090825/n266204278.shtml （2011年6月1日登陸）
[13] 貝克將風險與超出人類控制能力的工業發展聯系起來，盧曼則認為風險源于人們持續不斷做出的決定和對科技知識的運用。二人都強調現代社會風險的“人為”性質。
[14] [德]烏爾里希•貝克：《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上篇）——關于人類生存、社會結構和生態啟蒙等問題的思考》，王武龍編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3期，第28頁。
[15] [美]孫斯坦：《風險與理性》，師帥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頁。
[16] 金自寧：《“公法私法化”諸觀念反思——以公共行政改革運動為背景》，載《浙江學刊》2007年05期。
[17]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闖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
[18] [德]施密特-阿斯曼等著：《德國行政法讀本》，于安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頁。
[19] 參見：羅豪才：《行政法的核心與理論模式》，載《現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論》（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2頁。
[20] 例如，我國《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定：被告對所做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做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
[21]
[22] 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7 P.44-46.
[23] Sunstein舉轉基因食品和地面臭氧等實例說明，在有些情形下，不僅實施管制違反風險預防原則，甚至不實施管制也違反了風險預防原則。Cass R. Sunstein, Beyond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151 U. Pa. L. Rev. （2003） P1023-1024.
[24] 在德國行政法上，行政機關對不明朗情況的預測，屬于所謂的“預測余地”，法院不能予以修正。《行政法》（第一卷）P352 德國聯邦行政法院曾有判例明確指出，法院不可因認為行政之風險調查、風險評估有瑕疵而試圖代之以自己調查的證據。有關介紹，可見：陳春生：《核能利用與法之規制》，月旦出版社1995年，第26頁。
[25] Richard B. Stewart,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Decision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Res Law Econ 20 （2002）， P71-135
[26] 已知和無知并非截然兩分，而是有一個漸變的中間地帶。如奈特主張區分風險與不確定性：風險特指那些雖不具體確知但已經了解一定范圍內的發生概率；而不確定性則指既不知具體也不知概率的情形。[美]奈特：《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安佳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類似地，吉登斯也區分可以計算（因而可以適用保險制度）的風險與不可計算的風險。吉登斯：《失控的世界》，第25頁。國內行政法學者沈巋仔細區分了個人“不知道”、“錯誤地知道”和“人類整體的無知”三種不同的“無知”。沈巋：《反歧視：有知和無知之間的信念選擇》，《清華法學》2008年第5期。
[27] 如Sustein。
[28] 按照盧曼的觀點，法律也不過是分化了的社會子系統之一，與其他平行并列社會子系統相比，并不享有特別或優先地位。Niklas 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22
[29] 用伯林的話來說，就是“諸善不可兼容”。參見：[英]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尤其是第一篇“理想的追求”。
[30]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72
[31] [美]戴維斯：《裁量正義》，畢洪海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09頁。
[32] 一般而言，徹底規則化是不可能的；有時，過分規則化是不可欲的。
[33] David Dana, The Contextual Rationality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35 Queens L. J. （2009） P67-96.
[34] 我國學界有關人大“個案監督”的討論，請看：卞建林、姜濤：《個案監督研究》，《政法論壇》2002年第3期。
[35]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但第54條規定，行政行為濫用職權或行政處罰顯失公正，法院可判決撤銷或變更。
[36] 關于“有組織不負責任”，請看：[德]烏爾里希•貝克：《從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上篇）——關于人類生存、社會結構和生態啟蒙等問題的思考》，王武龍編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3期，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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